儒家司法文化是一个包括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在内的文化系统，它代表了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主流。在儒家司法文化中，有两个重要理念：一为“慎刑”理念，该理念强调以高度谨慎的态度从事司法活动；二为“中庸”理念，该理念强调以中正与平衡之道从事司法活动。以上两大司法理念体现了儒家的司法理想和司法智慧，反映了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主流精神。
慎刑理念
“慎刑”是对儒家“明德慎罚”理论的简约表述，是儒家提倡的一种司法理念，体现了一种“仁道”(仁爱之道)精神。“明德慎罚”一词有三义：一是说掌握司法之权的官员要注意修德，使自己具备光明的德性――宽厚之德(包括“好生之德”)；二是说司法官员要注意对民众进行德教；三是说司法官员要谨慎对待刑罚，能不用则不用，能从轻则不从重。从封建时代的正史刑法志来看，有关明德慎罚的言论颇多。《汉书?刑法志》曰：“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谓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也。”这是说圣人本着“仁爱德让”的态度从事立法与司法活动，因其上顺天道、下顺民情，故其立法与司法都体现了一种“敬让博爱”的仁道价值。
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称赞汉初几位帝王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宽和举措，称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称惠帝及吕后“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称文帝“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等等，表达了班固对立法、司法之仁道价值的肯定与张扬。特别是对汉文帝推行的仁道化司法措施，班固更是赞誉有加，称其“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予民，颜师古注曰：“从轻断。”断狱四百，颜师古注曰：“谓普天之下重罪者也。”当时的廷尉在司法活动中有仁者之风，慎刑恤刑，对犯罪有疑者从轻发落，注重减免刑罚，结果全国一年重刑犯仅有四百人，刑罚适用率大大降低，以至于有“刑错之风”(刑罚措置不用)。为了贯彻仁政，汉文帝还废除了残酷的肉刑制度，他在诏书中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认为“断肢体，刻肌肤”的肉刑是“不德”即不道德的刑罚，反映了他对仁道化刑罚的认可与追求，足见其见识之高明。
《汉书·刑法志》引孔子之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谓此“言圣王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此为国者之程式也。”又引古人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并发挥道：“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恰者也。”上一段是要求统治者必须具备“仁道”情怀，要以仁爱之心从事政治活动与司法活动；下一段是说统治者必须断狱公平，否则冤狱屡兴则会伤及“和气”即危害社会和谐。这反映了班固对仁道司法的追求。
儒家的“慎刑”理念也对唐代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旧唐书·刑法志》记唐太宗与臣下所言：“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简死罚五十条，从断右趾。朕复念其痛，极所不忍。”又记“太宗尝录囚徒，悯其将死，为之动容，顾谓侍臣曰：‘刑典仍用，盖风化未恰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上述话语反映了唐太宗的一种仁道情怀，说明他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并怜悯人的伤痛，他想做一个有德之君，故在从事录囚之类的司法活动时努力追求“恤刑”(与“慎刑”含义相通)价值，而重刑则是“不德”(不合乎仁德)的表现。可见，重视人的生命价值(“重人命也”)，怜悯人体的痛苦，这是慎刑观念的核心。
正是在这种慎刑观念的指导下，据《旧唐书·刑法志》记载，唐代立法“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并明确以“宽简”作为一个立法的原则。该《刑法志》又载：“初，太宗以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乃诏大辟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议之。”这应该是封建时代会审制度正式确立之始，但唐太宗认为该制度来源于《周礼》中的“三槐九棘”之制。根据《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在朝廷的外朝，种植多种树木，公开审理案件时，以树木为标志排列参与审理的官员的座次，左右两侧各种植棘树九棵，为卿大夫和诸侯的座次；前面种植槐树三棵，作为三公和地方官的座次。高其迈在《隋唐刑法志注释》中评价唐太宗此举体现了“慎刑”精神，他说：“唐初，由大理寺判决死罪后，由刑部奏请皇帝核定。唐太宗为要标榜慎刑，诏令大理寺决后，由刑部尚书会同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如侍中等再议，然后奏报。”可见，会审制度乃基于慎刑的司法理念而创设。
古文《尚书·大禹谟》(一般认为《大禹谟》成于魏晋时期，但也长期被尊为儒家经典)载皋陶之言：“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该段大意是：舜帝品德高尚，没有过失，对臣下简易不烦，对百姓宽厚不苛。刑罚不株连子孙，赏赐却延续到后代。对过失犯罪，无论多大都能宽恕，对故意犯罪，无论多小都要惩罚。遇有疑罪从轻论处，功劳有疑则从重赏赐。与其杀害无罪之人，宁愿放纵有罪之人。好生之德，使民心和谐，因而不会违法犯罪。上述《大禹谟》引文，与儒家提倡的司法观念完全相合，如“御众以宽”、“罚弗及嗣”、“罪疑惟轻”及“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等等，均反映了“明德慎罚”的观念，其仁道价值不可低估。所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正是说只要统治者具备“好生之德”，民心就会平和，社会就会和谐。
针对《尚书·立政》所谓“不可误于庶狱庶慎”一语，明代儒家学者丘浚在《慎刑宪》中加以评说：“盖狱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罚。收聚人心，感召和气，皆是狱；离散人心，感召乖气，亦是狱。大底事最重处，只在于狱。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杀人；秦之所以亡，亦只是狱不谨。惟是以用狱之际，养得以好生之德，自此发将去，方能尽得君德。……人君为治，真诚知狱之为重，则必调和均齐。夫狱慎之事，择人以用，而不间以小人；委心以用，而不误于己私。”丘浚认为，“明德慎罚”是汇聚人心、官民和谐的基本途径之一，统治者只有养成“好生之德”，“不嗜杀人”，才能赢得民心、巩固政权，否则断狱“不谨”则会导致社会失和、政权垮台。他还认为，断狱之道在于“调和均齐”，实为以平衡之法使双方当事人互相妥协并予和解。由此可见，作为儒家法律思想的总结者，丘浚以“明德慎罚”与“调和均齐”作为儒家的司法理念，并认为上述理念有利于政权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