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保守
记者：胡适的文化主张中有什么是可以借鉴的？
周质平：他认为对于外来文化要有充分的接纳。胡适的意思是说，两种不同文化接触的时候，每一种文化自身都有惰性。这种惰性是必然存在的，它可以保留住每一种文化的特点。这个特点你不需要特意去保留，它就会在那里，不会因为两个文化的接触消失掉。
有人认为胡适可能对祖国的文化没有信心，其实不然，他对于每种文化都有充分的信心。在他看来，中国人不会因为吃吃西餐、看看外国电影就变成外国人。你看看香港，没有比香港人西化更深的中国人了，150年的殖民地，但你到香港去，却能感受到香港人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
胡适的态度是：我们在接纳外来文化时，不要先存着取长补短的意识。应该先尽量接纳，接纳后自然会有一个筛选，会呈现一个中国特色。
记者：所以在胡适那里没有“体用”之说。
周质平：对。在我看来，他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在西化的过程中，终于打破了所谓“体用”的概念。
记者：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文化主张上是比较激进的，而他在政治上则比较保守，倾向温和渐进式的改良。你怎么看待他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周质平：是，他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保守。这与他受杜威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杜威对他最大的影响，是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局部的改变，而非通盘的改变。所以，在政治上，胡适相信现有的制度有它存在的意义，应该在现有制度上做一点一滴的改变，而不是全然推翻。但是胡适的这种态度也有一个例外，他对于孙中山推翻满清政权还是支持的。他曾经认为如果戊戌变法能成功就更好，但他后来还是觉得孙中山推翻满清政权是必要的。
可是在文化上，他又觉得对于一个老旧的文明必须有新的成分来激起一个新的生命，（对于外来文化）不能在还没有接受之前就先进行筛选。他在《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就提出打破中国人的“精神物质二分法”。有些中国人常常自诩自己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说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胡适觉得这样的分法是没有道理的。他用了个比喻，说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汽船是物质文明。他认为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才能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
1927年胡适再赴欧美。当时，他给老师杜威写过一封信，说他这次出来，没有兴趣谈中国的精神文明。他说自己不像泰戈尔，在洋人面前大讲东方的精神文明。他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只是落后和贫穷的遮羞布。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和梁漱溟、冯友兰是不同的。
很多人误会胡适是要“打倒孔家店”的，其实他自己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字眼。他对于孔子还是相当推崇的。我们常把“五四”视为一个“反孔”的时代，其实“五四”那一代中的很多人，包括胡适、林语堂等，他们是提倡还孔子的本来面目，而不能受宋儒太多的影响。因为我们后来谈到的孔子往往是经宋儒解释过了的，把孔子讲得很不近人情。
胡适写过一篇文章叫《说儒》，在这篇文章里将孔子抬到了非常崇高的地位。他也经常引用并一再提倡《论语》中的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