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以上几部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来看当今中国长篇小说成就，可以简要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思想高远，境界开阔。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思想性不够深厚而困扰，但我们要什么样的思想性，却并不清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的思想性依赖时代精神，90年代才开始以个体为本位展开思想性探究，直至21世纪，中国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和生命体验的感悟，这才开始有个人的坚实性和深刻性。如莫言的《蛙》对生命存在的透视，在诙谐幽默中流淌着深切的反思。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对中国乡村生活中可能滋生出农民的自我醒觉意识，说话与友爱的愿望及其困境，这种思想无疑独到，未尝不是在现代历史的和生命伦理的高度来理解中国乡村生活。张炜的《你在高原》则是以其博大的思想情怀，反思历史与注视50年代的人，其思想的尖锐和穿越现实的顽强，都给人强烈的触动。事实上，未获奖的一些作品也可以看出其思想多有作家个人独到自觉的思考。
2．融合传统，贯通中西。自白话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就深受西方的影响，历经五六十年代受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在80年代则转向借鉴欧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但90年代以来，中国长篇小说在思想上和表现方法方面，也到传统文学中寻求资源。获奖作家们在这方面做得颇为突出。他们的作品已经不再那么鲜明地看到西方文学的直接痕迹，西方与中国传统，都转化为个人更为内在的文学经验，更为自然地融会于小说叙事中。八九十年代，每位中国作家的身后似乎都站立着一位西方大师，现在则是个人经验占据主导地位。如此这般的汉语小说，已经无需斤斤计较于西方/中国、传统/现代以及各种主义的区分，如此这般的汉语小说可以率性而行而自成一格。
3．风格多样，个性鲜明。80年代的长篇小说，因为时代反思性背景的同一化，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显性规范化，长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其实是颇为整齐接近的。例如，历史叙事的整体性、线性的时间结构、主要人物占据的中心化位置、情感的有序性逻辑等等，这些现实主义方法的共同性太过明显，给作家个人风格留下的余地就相对要小得多。90年代的个人化叙事，不只是为思想的非同一性建立起开放的语境，同时为表现方法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作家追求的是个人的表现方式。仅就这五部获奖作品来看，其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差异甚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叙述方式，有自己对长篇小说不同的理解，有自己独到的语言风格。张炜的主观化的昂扬叙述与毕飞宇的客观化的冷峻叙述相去甚远；而同是诡异莫测的叙述，《蛙》的多文本策略与《一句顶一万句》的分岔延异式的叙述大异其趣，但都让人感受到独辟蹊径的高妙。就是毕飞宇在冷峻中透出的光亮与刘醒龙在苍凉中显现的温馨也是各具韵味。
4．大气恢弘，游龙走丝。因风格的多样化与个性化，当代小说格调气象也显示出丰富多样。既有大气恢宏的鸿篇巨制，也有技法细密如游龙走丝的神韵之作。莫言过去的作品多有气势强健的特色，《蛙》则在平实的叙述中透着一股飞越的神气，汉语小说的叙述艺术已然跃进到无迹可求的境界。毕飞宇的小说在细腻中拿捏得十分精准；刘醒龙的舒畅纯净总是散发出一层悲悯气息。当然，张炜的《你在高原》气势宏大充盈，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则娓娓道来，时而诡秘岔开，神龙见首不见尾。如果认为它们是一味高亢或一味浅吟，那就未得其要领。《你在高原》有着非常精湛的小故事的叙述和极富有感染力的细节描写，它对人物心理的微妙感的捕捉令人惊叹；同样，《一句顶一万句》对中国乡村现代性起源的另一面向，即乡土中国农民内在自我的生成这种世界性的主题的触及，堪称大命题、大思考。
其实，在艺术上显示出这些质地的并不只这几部，这次参评进入前20的长篇小说，有不少可以说也是相当出色的作品，它们从不同的方面体现汉语文学从现代发展至今的艺术成就。评价一个时期的文学状况，整体上的总体评价是一个角度；但要认识这个时期的文学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只有通过极少数的代表性的作品才能体现。茅盾文学奖推崇的作品并非仅只是纯文学的代表作，纯文学也并非仅只是当今文学中的一个局部或支流；纯文学的代表作品依然要作为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学的精神底蕴，没有这样的底蕴，狂欢式地生长的文学和文化就失去了传统的血脉，也找不到传承的方位。
当然，这五部以及当今汉语长篇小说，无疑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不足，例如，长篇小说的艺术构思和叙述的推动机制问题，如何在更为复杂的思想层面反映现实和反思历史，如何更真实更深刻地表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等等，依然要面对严峻的挑战，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当然，我们坚信中国文学在今天发展到一个成熟的也是崭新的阶段，它有能力开辟自己的道路，在21世纪的世界文学中占据闪亮的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