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我心中是个英雄”，白先勇在白崇禧冥诞100周年的今年，自觉终于对父亲有所交代——《父亲与民国》一书发行到了大陆，上个周末，还围绕此书在台湾举行了展览、讲座和学术研讨会，最让他安心的是父亲的墓园终于被台北定为古迹，这一切他盼了50年。
白先勇这一星期来都为父亲白崇禧而忙碌着，3月7日，他出现在父亲安葬所在的白榕荫堂墓园的动土修整典礼上，这个墓园刚刚被定位为台北市级古迹；3月9日上午，他先是为“一代名将白崇禧将军影像纪念展”揭幕，下午又举办主题为“父亲与民国”的读者座谈会，与作家南方朔对谈；3月10日，他又来到“白崇禧与二二八”学术研讨会上……这一系列的奔波忙碌，对于白先勇来说，是“向父亲交代”。
写父亲的历史沧桑
很多人认识白先勇，是因为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金大班》、《游园惊梦》、《台北人》等，而去年他出版的影像文集《父亲与民国》是为父亲作传，试图还原近代史重要的一页。
“写这本书，为向父亲交代”，白先勇对记者说，《台北人》是以文学写历史沧桑，《父亲与民国》是以历史写历史沧桑，写的都是历史：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抗战。他写的是父亲一生，从18岁参加辛亥革命到1949，他从头到尾，历尽40年的兴衰。“我在美国听到父亲过世的消息，第一个感觉不是哀悼，而是崇敬。父亲在我心中是一个英雄。”白先勇在8日揭幕的展览上说起父亲白崇禧时，身旁的屏幕播放着白崇禧葬礼的纪录片，正是他在《国葬》中所描写的画面。
其实，这并不是父亲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白先勇的笔下：1970年，白先勇完成以父亲为主角的小说《国葬》。这也是“台北人”系列小说最后一篇，他在上头题词：“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他记得当时作家齐邦媛告诉他：“你不能只写英雄末路的惆怅，还得写英雄当年的辉煌。”他迟迟不敢动笔写，一等就是半世纪。3年前，齐邦媛以86岁之龄完成《巨流河》，她鼓励白先勇：“你才70多岁，还有很多可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