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另一个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的方面是他们的生活：你不耕不织，如果粗茶淡饭，布衣草鞋也就算了，偏偏“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大商人还要“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人民群众岂能答应？而且，穿什么式样和料子的衣服，吃什么标准的伙食，坐什么规格和牌号的车子，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级别和身分的标志。皇室、贵族的享受来自他们高贵的血统，靠的是上天的眷顾和祖宗的恩泽；官员们的享受是级别的规定和工作需要；商人们什么也不是，不少人出身低微，不少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箩，就是有钱，却能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不仅儒生们望尘莫及，连中低级官员也自叹弗如，但心里总是酸溜溜的不是味儿，对限制他们的法律手段自然会衷心拥护，严格执行了。
司马迁的观点却完全不同。《货殖列传》在列举了各地的特产后指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这就是说，吃饭要靠农民，物资的开采要靠掌管山泽的部门，器具的制作要靠手工业，商品的流通要靠商人，这根本不需要法律手段和行政命令，而是要人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各人的努力，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商品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向价格高的地方，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这是自然规律。司马迁将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原料的来源(山泽的开发)视为人民生活的基础(原)，认为只有这个基础壮大了，才能富国富家。在司马迁的眼中，商业、手工业和农业拥有同等的地位，并不存在本末之别。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周书》中的话，已不见于今天流传的《尚书》，可能是已经散佚了，但我很怀疑是被别有用心的儒生删去的。
司马迁以大量的事例，雄辩地证明了商业的重要性，记载了一些著名大商人的业绩。如果我们不断章取义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被司马迁所称道的商人、手工业主、畜牧主，他们获得巨大的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不妨看几个例子：
蜀郡卓氏的先人是赵国人，因从事冶铁而致富。秦始皇灭赵国后，卓氏被强制迁移，身无余财，夫妻俩推着车，步行往安置地。当时其他被迁的人都用身边留下的一点钱财贿赂押送他们的官吏，以便找个近一些的地方，结果被安置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里没有平原，又没有什么出产。我听说汶山脚下土地肥沃，出产大芋头，不会饿死人，百姓善于贩卖，容易做生意。”要求远迁该处。卓氏到达临邛后，很快发现了铁矿，大喜过望，立即就地冶炼铸造，产品遍销滇、蜀百姓。卓氏成为拥有上千家僮的巨富，生活的奢华足以与君主相比。
卓氏不仅掌握了一整套冶铁技术，而且具有开拓精神，在被强制迁移，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依然不求苟安，不畏艰险，宁愿到边远地区从事开发。他生产的铁器产品遍及滇蜀，对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是当时赵国的“迁虏”中多一些卓氏那样的人物，西南地区的开发一定会加快很多。可惜见于记载的仅有另一位程郑，他的经历与卓氏相似，他生产的铁器远销南越，因而积聚的财富与卓氏不相上下。
或许有人会指责卓氏剥削了滇蜀百姓，要不他的巨大财富从何而来？但从滇蜀百姓乐意购买来看，他生产的铁器实在要比官方生产的那种“割草不痛”的农具(见《盐铁论·水旱》)更受欢迎，由此而增加的社会财富远比卓氏所得为大，卓氏就此致富又有什么不应该呢？也有人把卓氏拥有“僮千人”作为“工商奴隶主”或“剥削劳动人民”的典型。实际上，当时的官奴婢数量甚多，拥有“僮千人”或更多的贵族官僚也并非个别，要说存在奴隶的话也不是卓氏的创造。何况卓氏的“家僮”中肯定大部分是从事冶铁的，就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而言，总比仅仅为统治者的生活服务要积极些。即使就这些“家僮”个人而言，他们所受的剥削未必比官奴婢或刑徒更大，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未必比其他雇工差。至于卓氏“田池射猎之乐”的生活，尽管“拟于人君”，却完全是自己掏钱，与公费消费不同，不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总不能要求卓氏赚了钱自己不花，全部上缴国库或用于慈善捐款吧！
另一些商人和投资者的致富，是以对政治、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为基础的，是以敢为天下先、甘冒风险为前提的。如宣曲(关中某地)任氏是仓库主管，秦朝灭亡时，豪杰们纷纷收罗金玉，只有任氏大量储藏粮食。以后楚汉在荥阳一带大战，农民无法耕种，米价涨到一石万钱，任氏大发其财，豪杰们到手的金玉都流到了他手中。其他富人相互摆阔，任氏生活节俭，将资产投入农牧业；别人买土地和牲畜时只拣便宜货，任氏只求质优，不怕多花钱；结果他家几代都保持着富足。汉武帝刚开拓疆土时，边疆地广人稀，桥姚立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久就获得马千匹、牛二千多头、羊万余只和数万石粮食。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在长安的列侯、封君被征召从军，为了筹办行装，向人借贷。由于列侯的封邑都在关东，而吴楚等国在关东叛乱，成败未定，投资者怕收不回本息，不愿放款。只有无盐氏信心十足，拿出千金供借贷，年利定为十倍。果然，吴楚之乱仅三个月就平息，无盐氏一年之内获利十倍，一下子成为关中首富。
一些历史书上将无盐氏作为高利贷的典型，既不符合实际，也有欠公允。当时已经专门有一批人从事借贷业务，被称为“子钱家”，大概是将本求利(以母钱赚子钱)的意思。但正常的借贷绝不会有如此高的利息，史料中也没有发现这样的例子。无盐氏进行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借贷，而是风险投资，风险越大，利率自然越高。要是吴楚七国叛乱得逞，或者平叛战争持续多年，或者列侯的封邑遭受破坏，他很可能连本金都收不回。要是一点风险都没有，或风险很小，其他子钱家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就不会有人接受这样高的利率。如果没有准确的判断，没有冒险精神和必胜的信心，无盐氏也不敢投入如此大的资金。无盐氏固然赚了大钱，但国家获益更多，正是他的资金保证了列侯们及时从军，使部队能迅速集结行动。要是都像其他子钱家那样，“成败未决”的局面肯定会延长。就是对列侯们来说，尽管他们付出了高额利息，但由于封邑得到保全，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所以无盐氏的致富完全是公私两利，并且称得上是爱国行为。
说到爱国，肯定有人不会同意：“既然爱国，为什么不把钱捐了？至少可以不收利息。”无盐氏愿意捐钱或无息借贷当然更好，汉朝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人，汉武帝时的卜式就曾不止一次向朝廷捐献巨款。但有了一个卜式就要求人人当卜式，却不顾当时连高利贷也没有人愿意放的事实，就太不切实际了。就是在今天，尽管有各种慷慨捐款的典型，但购买利率略高于储蓄的国库券还是政府所欢迎的，从为国家集资的意义上说，也称得上是爱国行为。
况且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当无盐氏将千金交给借方时，并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或保险公司为他作过任何风险担保，十倍的利息是毫无保障的。记得上海刚发行股票时，三十元钱一张的认购证随处可以买到，但因为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开始时就无人问津。发行公告上说：摇不到号的认购证收入捐给福利院。这更使大家相信，这不过是变相募捐的把戏。但以后认购证的实际收益一般都在百倍以上，比无盐氏的利息还高十倍。相反，一些有强有力的后台和特殊背景的非法集资，只要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就会使人趋之若鹜，因为大家认为是毫无风险，旱涝保收的。以今律古，推己及人，我们不得不承认，无盐氏所冒的风险的价值远远不止十倍的收益，把这当成高利贷实在是冤哉枉也。
齐地的刀间更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商业奇才，他专门从奴隶中挑选人才，特别是那些被主人视为桀骜不驯却精明强干的奴隶，都加以收买，并委派他们去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获取利润。有的奴隶善于公关，用赚来的钱购置车马，结交地方官，就更能得到刀间的信用。刀间因而致富，拥有数千万资产。奴隶们在为刀间尽力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富人，所以都说“宁爵毋刀”(宁可不改变奴隶身份，不要平民享有的爵位，也不愿离开刀间)。仅从敢于并且善于在奴隶中发掘商业人才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刀间的见识和能力。正因为他能够通过扩大和延伸经营管理的方式，不是把奴隶当作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而是充分利用他们的智力和能力，才能获得高额收益。尽管他无法改变奴隶们的身份，也剥削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但奴隶们得到了原来根本不敢企望的钱财和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