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1969年出生于湖北随州。青年学者，著有《黄昏的缤纷》、《非常道》、《重建生活》等。
学院派没落了
南都周刊：《读书》这本杂志换主编相信你是知道了。《读书》我看得比较少，沈昌文主政的时候还看，汪晖在的时候就没怎么看过了。
余世存：我也很久没有看过这本杂志了。好几年没怎么看了。
南都周刊：你觉得是出了什么问题，导致的这种情况？
余世存：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都怪汪晖先生也不太公允吧。在沈昌文先生的时代，知识界的人把《读书》当作一种思想、或者一种象征，相当于集中了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头脑，也是一个表达的平台。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个国家一流的头脑都是在“往下走”，这些头脑不再属于学院派与知识分子，从代际上来讲，已经属于年轻的一代。比如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些更年轻的人。新一代思想者的文体表达与思想表达，都没有在《读书》上得到反映。《读书》不但没有反映这些新一代的思想，反而往更加封闭、更加学院化的路上走。而他自称的学术规范，跟汉语的思想与学术，其实还是差别很远的一种东西。
从阶层上来讲，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党内的改革派与边缘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学院的知识分子合作的一种推动改革开放的一种思潮。到了九十年代，他们不再是充当一个社会思潮的主力的队伍。这个角色被新闻界所代替。我觉得是新闻界在九十年代充当了更主要的推动社会的角色，比如《南方周末》。进入到新世纪，又是网络充当了社会变革的主角，网民成为新思想的发布者以及推动社会向前走的一种动力。
《读书》在此期间就没能成为领头者与推动者，完全丧失了这种能力。
南都周刊：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沈昌文时期，他还是在关注民间话语，在汪晖时代，变得更学术化、更小圈子化了？
余世存：也可以这么讲。但要是我们更准确地表达的话，应该说在那个时代(沈昌文主导《读书》的时期)，全国十几亿人都没有思考或者思考的能力，知识分子成为了思考的中心。那个时候这种思想的中心可能很少。那时候是一种一元化的时代，官学之外，就是那个时期的以《读书》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在发布知识，发布他们读书的心得。那个时代的思想中心是比较简单，很一元化的。
那么，到了现在，或者说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的产出并不是只有一个中心了。当然，现在有一些学院派的年轻知识分子还在中这个毒，认为只有汪晖、甘阳、刘小枫他们说的东西才是知识，只有西方的左翼与极右翼知识分子发布的知识才叫做知识。但是对中国社会来讲，已经进步到每一个独立的个人，一旦他有足够的知识准备，有很好的知识训练，他就可以来进行知识的生产，或者思想的产出。我觉得现在的思想中心已经很多了。
南都周刊：在多中心时代，《读书》在思想界，已经丧失了那种举足轻重的地位？
余世存：我认为现在的《读书》是利用了当年《读书》作为“清流”的假象。这十年来，该讨论的东西它也都有了，从来没有领导过风气之先。比如说它也讨论三农问题，也讨论环境问题，也讨论过劳工者的权益问题，但它已经不是先导的，而是被社会推着在走，甚至是被西方的左翼的话题领着走。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无论是观念、话语，以及其他有知识生产能力的人，不再是学院派，也不再是《读书》。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个知识的问题了，也不是学问能解决的。
他们在圈地盘
南都周刊：这些年过去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多元化与自由思想方面，有一定的成绩可言？
余世存：成绩这件事很难讲。就像现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一样，这些年里，所有的思想都开始了自己的言说。但对于受众来讲，或者对于一个参与思想的生产的知识分子来讲，从我的观察来看，反而更加封闭了。他的心灵或者说头脑更加封闭。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有这个判断？
余世存：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老百姓应该是一种异质同构的，老百姓可能觉得自己处于一个很开放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但实际上他们所接受的东西，在我的表述里，应该说是一种“知识的碎片在切割他们”。
知识分子也是一样。当年秦晖他们办《东方》的时候，还比较强调公平的问题。但现在自由主义思潮已经走到某种负面影响比较多的方面。比如说只看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的自由主义的成果。吸收了这些思想，并把这个作为思想的指南或者对于中国社会进行描述的一种参照，这都是很成问题的。
既然中国是处于一个民主时代早期，你就要参照自由主义早期的一些东西。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或者美国革命时期的联邦党人以及潘恩他们所考虑的东西。当然也可以看柏林、波普、弗里德曼的东西，但他们只是参照而已。现在很多年轻人过于把他们的东西当作圣经来看待，这反而说明他们的心灵很封闭。
南都周刊：在这十年来，一般认为有三大思潮势力在抗衡与合作：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你怎么看待新儒家的思想？有人说新儒家是一种新保守主义的表现，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有道理？
余世存：新儒家不能称为新保守主义。因为保守主义从很多层面上跟自由主义是相通的。我们中国的这些新儒家确实是一种很反动的思潮，还是一种专制的帮凶。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假如我们要看历史的话，在这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几乎每一个十年都会有人在复古。
我印象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每十年一变，在每次这种变化到来的时候，最初几年总会有人在呼吁“复兴传统文化”。
南都周刊：但从中国的自由主义大家来说，刘军宁前段时间发表文章，提倡中国的文艺复兴；秋风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可能更早一些。
余世存：对，他们可能是想给中国的变革找到一个传统的基础，也可能是认为用西方的理论描述中国现实的时候有些单薄，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中寻找自己的资源。所以军宁后来对于《道德经》很推崇，秋风他们也在圣贤学说里面寻找可以与现代相通的部分。我个人感觉这种努力还是可以的。
南都周刊：“新左派”这十年又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余世存：从动机的角度谈他们可能不太好，但很难不从动机的角度来分析他们。他们应该说过于把知识的流水线看做一个有名有利、有利可图的地方，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地盘而已，找一种自己的势力范围。其实西方在这方面也很糟糕，只要是被体制化的学术就很糟糕。就像伯克利大学东亚系的那些教授，他们都是在抢夺学术资源，以在圈子内更牛。
中国与西方的体制内的学术界都很糟糕，中国这几代体制内的左派学术尤其糟糕。正如他们某些人所言，自由主义的旗有人扛了，新儒家的旗也有人扛了，我们就打“新左派”的旗好了。这就是在圈划自己的地盘。
文本来源：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