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社会的底与边》 作者：许倬云 原载于《问题与方法：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年刊 （2006）》，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核心提示：我们可发现一个传统，从孟尝君到杜月笙，同一个形态，经过数千年又回到原点了。孟尝君的时代是主权国家正在形成的时候，蒋介石时代也是主权国家正在组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侠”正在法的内外游移。
关于底与边的问题，我当年在香港看过乔先生的研究计划——“打小人”——就是妇女无可告状之处，像是丈夫有了外遇，无处告状，只好写了名字，贴在纸上往上头踩，就是“打小人”，这是一种“底边”，就是“无可告诉”，没地方找人主持正义的情况下，就产生了这种看上去好像是一种无聊的泄愤。从那个时候我就晓得，乔先生对于社会上弱势人群有同情心，才能够去发掘各种社会底层的现象。我自己在人类学上，充其量只是挂个边而已，还不如我在考古学方面的了解要来的多一点。在今天的这个题目上，基本上我打算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向各位报告，在今天与明天的研讨会内容当中，没有触碰到的部分。
我们从研讨会若干篇的报告内容，以及乔教授对于主旨的说明里知道，所谓“边”和“底”，就是“穷而无告”、“弱而无助”的一些人，这些人等于是被践踏在社会的底层，也在“法礼”的边缘，此处强调的是他们的“弱势地位”。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这些底边的人物，一旦有组织地结合起来，他们可以发挥很强大的力量。所以我今天打算向各位报告中国历史上的地下社会与秘密宗教的发展痕迹。
首先，“地下社会”游走在法律以外。中国第一次出现是在战国时期，大家都熟知的“四公子”(按：战国四公子是指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中最著名的孟尝君，他在薛邑招致宾客，甚至是“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自己是贵族，但他在当时的贵族系统中，并非是个国家王权能够容忍的人，因为他具有当时法律以外的地方实力基础，这些地方实力就是所谓的“侠”，套句韩非子的说法，就是“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的“侠”，“侠客”的“侠”。“侠”这个字用在中国的通俗文学、武侠小说里面，是口吐剑光的“剑侠”、或拥有内功用掌风打人的“武侠”。我们所谈的“侠”并不是这一类的“武侠”、“剑侠”，而是“社会团体”。“侠”字代表“法律”、“公权力”的出现，非常符合老子所说的“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有了法律就有了挑战法律的人群，这些人是在法律以外的一群人，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并非手举一举打中穴道的掌风，而是集体的群众力量。他们平常可能是“鸡鸣狗盗”之徒——小偷、酒徒、屠夫……这些人的职业很卑贱，为人所不齿，但这些人在法律以外仍要生存，无法向法律要求恩舍或正常的社会救济。侠的作风，赴人之难，救人之困，重然诺，轻生死。这些人就是在“穷而无告”的情况下相互救助，因而构成了“侠”的基础。(请注意!我并非鼓励不良少年，况且不良少年并没有日子过不下去的危险，其实他们可能还蛮有钱!)当时孟尝君就是要以当今如反对党、在野领袖的位置和身份，挑战他的亲戚占据的王权，但在那个封建世袭的时代，孟尝君未尝不能做个小封君，未尝不能以一个小封君的身份共同执政，他也做过好几个国家的宰相，游走列国，却未必有实权。当时王权刚刚形成，中国的战国时期相当于欧洲的普鲁士、法兰西等民族国家、国族国家刚刚形成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力量，必须要以一个无可挑剔的王权力量作为象征，即使贵为皇亲国戚也不能挑战王权。孟尝君是个能干、有野心的人，这时可就变成国家的对立面了，所以他需要另外一批人来组成另外一种力量。其他的几个公子也都是相似的情形，有的是因为个人的野心，有的则是情势所迫，也有的是因为那个国家的封建制度正在崩溃，新的国家正在建立，正所谓明暗交替之际，有个模糊的地区，政治人物不能靠军队的时候，就要靠社会力量。一般的老百姓不能直接收编为支持者；工商业则在法律之内靠法律保护，也未必能被这些人收编。能够为他收编的就仅剩在法律范围之外这些人了。战国时期的四公子所谓“任侠”，就是依靠这些人在法律圈以外所形成的另外一套法律，另外一个社会。
到了汉代，王权强大的时候——汉武帝时期，经过景帝削弱诸侯、地方豪强之后，“侠”的力量竟然最为活跃!例如朱家、剧孟、郭解。这些地方豪强不是占有土地、庄园，而是拥有群众。汉景帝时期发生“七国之乱”，大将军周亚夫走过洛阳，当地的侠客领袖剧孟还没有表态，他说：“七国没有剧孟，大势已定了一半。”七国的范围在当时的中国是最繁华的都会区，都会区是“侠”活动的地区，“侠”不会在农村活动，因为农村的社会结构非常紧密，任何小村庄只要多个陌生人一下就被发现了，“侠”无所遁形；但城里居民是流动的，再加上职业类型众多，生活繁忙，就成为“侠”活动的最佳温床。剧孟不只是洛阳地区的“侠”，还是关东地区的“大侠”，得到他一个人可以被大将军形容成等于得到一只军队，可想其力量之强大。另一位郭解，貌不惊人，身材矮小，说话温吞，汉武帝时期曾要求各地的大家族、皇亲国戚迁移现址到将来皇陵附近的新城镇，目的在便于皇帝监视，把财富集中在关中一带，即所谓“强干弱枝”的做法，让地方力量无法挑战新兴的王权。郭解被列入迁徙名单内，当时大将军向皇帝报告，说郭解既没钱又没财产，更没地位，何必要搬迁呢?皇帝就说，如果一个人没钱没势却能让大将军帮他说情，那多了不起!非迁不可!从汉代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条件：一个是当王权高涨之际，王权越强大，法律以外的力量也要跟着强大起来；第二个是汉武帝时期乃城乡经济转遍的关键，战国时期到汉武帝之前，中国几乎是走向商业主义、资本主义的时代，但汉武帝却用强大的政治力量打击工商业，使得工商业从此一蹶不振，变成农村的附属品，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力。战国时期到汉初工商业的发达，可以从《史记》的《货殖列传》看得出来，当时在都市里的诸多行业，反映了都市的繁华，也反映出都市当中有许多地方是“藏污纳垢”，让“侠”可以有藏身之处。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前述的两个条件同时出现的话，“侠”也就随之出现了；但其中一个条件不够，“侠”也难出现。 东汉以后，都市萎缩农村发达，然而东汉也有“侠”。但东汉的“侠”和西汉的不一样。西汉的“侠”是属于社会的底层，如朱家、剧孟、郭解等人那股，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替朋友两肋插刀解决困难之徒；东汉的“侠”是高官贵族的儿子，就是“纨绔子弟”!《后汉书》上面记载的“侠”，是一批仗着父兄势力欺压平民的人，他们并非《史记》当中《游侠列传》、《刺客列传》所记载的“侠”。在这里我要说班固的眼光远不如司马迁，班固只看见那些人违法犯纪，却没注意到当时的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