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面对西方冲击的时候未能作出正确应对认识并付诸实施，而且在至今的一百多年里都没能得到基本准确的认识，以致道路坎坷曲折，究其根源，在于有缺陷的传统文化思想下导致的人的素质缺陷，至于历史责任，则在于中国的知识群体。本文就是希望在与大家的讨论中得出准确认识，以求在认识上使中国避免重蹈覆辙。 知识群体的责任与利益 有些知识分子可能对我将历史责任归咎于知识群体有所不满，不过，我用的是“知识群体”这一概念，当然，知识分子也是包括其中的。我想最好还是在进入正题前阐述清楚这一问题，以免有些朋友带着情绪看本文，或者掉头而去。 大家都知道，想在某个方面做成事情，就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和能力，否则就会无法达到目的，甚至会出笑话，造成错失乃至灾难，例如主要因对经济领域的知识和能力缺陷而出现的大跃进；缺乏政治素质却喜欢掺和政治而被反的所谓右派。对于知识这个概念呢，我们知道即使以前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所具备的农业和社会知识也是知识，不能因为其知识不是通过文字学习到而不承认是知识，不过其知识是比较低级和落后的，无法达到现代农业技术所能达到的效益，社会知识也不尽合理或错误，例如，八十年代出现的请农民做企业主管，认为有知识人的还不如目不识丁的农民的怪事，实质上就是八十年代开始的社会整体不健康，而受到官方思想教育和现代社会认识的人对不健康社会环境下滋生的潜规则有着观念上的认知障碍，而接受中国潜规则传统教育的中国农民则既被贫穷逼得很大胆，且又没有观念上的障碍（潜规则具体情况见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虽然此书的观点还有不足之处）。不过，中国农民在历史上却被逼得不得不去尽自身原本素质所不能及的历史和社会责任，例如一个王朝积弊难返，或者中国遭受外族统治的时候，农民先是被逼迫得离开土地成为流民，然后再为生存而成为流寇，接着在残酷的乱世从实践中获取生存所需的政治军事知识和能力，大多数人由于原本素质的不足而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失败，例如即使取得一定成功的李自成，和隋末败于李氏集团的窦建德，少数人才能成功并使得中国由乱到治，或者山河光复，例如主要由军痞组成的后周和北宋集团，和由流民组成的朱元璋集团。按说吧，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的人是可以缩短这种乱世的，例如出身豪强地主的刘秀集团和出身军人士族豪强的李唐集团，不过，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儒生士大夫阶层却普遍缺乏使得社会由不健康到健康，由乱世到治世所需要的政治军事能力，并且由于隋朝以后儒生士大夫阶层对社会形成垄断特权，而且使得自身群体的知识和能力越来越狭隘和不适于所用，所以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这个群体或阶层的能力越来越不足。例如康梁变法，姑不论其主张是否正确，且说其使得主张实施的行为，首先就不能象日本明治诸武士群体那样使得自身取得实施其主张的权力，其次也不能使得最强的权力支持自己，如慈禧太后，最后也不能使得支持自己的权力得到保证，即光绪，所以不失败才是怪事呢。再如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其知识和能力的不足，使得其既不能提出全面可行的政治主张，也不能使得自身主张付诸实施，象其提出的教育救国就是专业性片面或者缺乏政治素质的不全面，而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意愿的群体，也缺乏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需要的政治军事素质，所以只能依附于国共双方或者军阀，而且在建国后，没有能力根据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和利益去选择自己的政治行为，以致在每次政治事件中都以失败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中。这样有人会说了，那就有点自知之明，远离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了，不然，就象前面所说的，你总不能在具备较社会其他群体优越的知识，或者具备较社会其他群体优越的学习知识的便利条件下，不去完善自身知识和能力，而是象历史上那样坐等各种条件都很不足的农民去尽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吧，所以，要说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的缘由，就在于你的知识和能力。 时常见到人把一些社会和历史责任推到君主、领袖、政治家和政治团体身上，不错，从历史书来看，事情是这些人或群体决定的，不过我们需要反过来问一下，为什么从儒生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群体号称正确的主张不能得到实施，又为什么不努力使得自身的主张得到实施？例如说中共吧，尽管正如许多知识分子所说的，中共缺乏诸如经济、科技之类的知识，甚至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时候，也没学到苏联的国营农场，而是搞了人民公社，但是，中共却拥有领导中国走向独立自主，使得国家运行所需要的政治军事人才，而知识分子却大多只具备专业技能，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应该从封建社会问到现在的问题，就象中国字典所说的定义“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例如科学家、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使得社会正常运行，需要的是各种领域专业人才的协作来完成，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把这些能力范围不全面的人划分为一个群体，这些人也自居为一个群体并以为能发挥全面的社会作用，或者以为能达到全面的社会目的？例如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专长，但是他也许就象西方笑话中心不在焉的教授那样，缺乏参与社会活动所需要的素质，甚至连基本生活处理都成问题，他可以为社会提供专业意见，但是却很难对社会问题作出认识和判断，而参与社会活动，至少是需要具备起码的社会素质，从而起码能对社会问题作出支持与否的判断，所以这样的定义是否是一种不全面的狭隘定义呢？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儒生士大夫时期算起，就将政治家与政客混为一谈，并视为异类，对军人等职业也持轻视态度，作为以为自己能治国平天下的群体，却拒绝这些素质，怎么可能成功呢？而且，正如上文所说，从事社会活动需要的是起码的社会知识，如果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服务员或者一个军人具备了起码的社会素质，就会成为能对社会问题作出认识判断和行为选择的人，把需要团结协作的人划分为另外的群体，这不是违反政治和社会主张需要越多越好的人支持的政治原则吗？真正的群体划分，应该是对社会进步与健康的支持与反对之分。现代观念始于西方，而现代观念中社会只有分工不同，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社会各职业都是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吧，在西方这样以利益为主的社会中也很清楚自身的权益与责任，也是对社会行使权利或追求的一部分，我们学习西方现代观念，应该学习其观念和精神，从而通过努力使得自身也象西方那样进步富强，甚至犹有过之，而非象儒生士大夫只要求给予其天下太平的结果那样，只想要西方社会文化思想所致的效果，甚至是只满足自身欲望的效果。我们最好能破除“知识分子”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在中国这样落后认识与进步认识并存的环境下，持所有具备现代认识的社会个体为具备现代知识的现代知识群体的观念，从而使我们能协力促进社会进步与健康。当然，知识群体的概念也是针对中国这种存在落后意识的社会环境而设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全社会都具备进步认识，并选择进步认识下的行为。 所有的知识，都是属于人类的认识，例如毒药知识，虽然坏人可以用来毒害他人，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具备些毒药知识，为辨识、预防和解毒所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利用毒药知识来除掉坏人，比如如果有人能在战时毒死希特勒，肯定会被认为功德无量。当然，希特勒之所以能让德国人追随他侵略，也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过，也有德国人具有西方人普遍具有的侵略意识这样的原因的。日本也一样。同理，做政客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也是如此，例如明朝的徐阶扳倒权相严嵩的手段就是政客手段。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方法是不让人接触和了解所谓违反儒家道德的东西，这样人遇到这些东西时候又怎么应对呢，弄不好还会为其所惑。知识的性质是没有对错正邪之分的，有对错正邪之分的只是创造和运用知识的人。 其实，社会形态的进步与否和社会状态的健康与否，对于具备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利益方面的得失也远比普通社会个体重要。例如，在落后的社会意识下，某些宗教团体会取代本来应该由持进步认识的人所处的位置。再如，现在社会不健康，在国营企业中官本位的潜规则知识和能力者会取代正常的企业管理能力者；而官本位下企业对技术发展与创新的意愿就会淡薄，原本在正常的企业环境下通过研究创造来获得更多利益的技术人员，就只能从事一些生产技术工作，而这种工作像样点的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也会具备，从而使得技术人员不仅在效益创造上不如技术工人重要，而且企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也会降低，因而对其就业造成损害。又如，现在变相的营私舞弊措施——面试——不仅使得知识人才难以与金钱、关系和势力竞争，而且本来其所知识和能力就能完成本职工作，却还需要学习官场知识和能力，从而使得知识所带来的自豪感成为屈辱感；另外，如果不是九十年代后公务机构门褴的提高使得知识人才得以得到机会（虽然这种措施不及只看重能力，但多少可以防止进一步的不公平吧），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正规学业上的知识人才，在潜规则的能力上，至少开始很可能不如提早进入社会的普通人。最后，例如一些不健康现象的存在，使得工程建筑存在豆腐渣和不合格问题，一些人也抱着捞一票就走的想法，使得社会对工程机械的质量和技术要求很低，甚至只要求但时间内能用就可以，从而影响到了机械及零部件厂家对技术和质量要求的低下，同时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很少。诸如此类。作者：明日天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