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坛的作家梁晓声一直被当作是平民的代言人，通过他的作品，人们看到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追求及幻灭，执着与无奈，以及他们在沉默中孕育的愤怒和反抗。
14年前，在文学领域建树颇丰的著名作家梁晓声，突然推出一本看似与文学毫不搭界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其后，梁晓声又于2012年推出了新作《郁闷的中国人》，以一个时代见证人、时代病相剖析者的身份，直面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痼疾，以事态、事实、以鲜活的底层状况采样“脉诊”国情，字里行间灌注着作家深沉的“劝世”“醒世”“忧世”之心。在书中，他预言，“郁闷”对中国是一种困扰，但又蕴含了可贵的契机——未来的30年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除了经济，还有许多的实事要做，其中改变“文化缺席”的现状尤为迫切。
更重要的是，梁晓声已经不再是昔日那个老三届出身、“最老的愤青”，行文不再以愤懑为情绪主线，而是旨在给出了切实的药方。日前，在广州宣传新书的梁晓声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建言”的自觉贯穿于他新近的写作和言论之中，而严谨的政治社会评论，比起网络上只图一时痛快、戾气横溢的发泄，自然对这个时代要有益得多。
谈文化
“文化缺席”造成很多“半脑人”
记者：您在《郁闷的中国人》中写道，中国当下各阶层的矛盾都与“文化缺席”有莫大的关系，“文化缺席”体现在什么方面？
梁晓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拥有最多不爱读书的人。我国年人均读书仅4.5本，扣除教科书，中国人平均一年读书不到一本。而排名最前的犹太民族，每年人均读书64本，这就是差距。
近20年来我国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增加了，但读书的比例却越来越小，现在很多大学生都不喜欢读书了，上网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说上网是为了阅读、学习，这点我不相信，大多是在看垃圾、煽情的东西。有时我看到外国科学家写的科普书和科教书，就会自惭形秽，人家一个科学家文学功底都可以这么好，而我们的科学家写出的东西，大多数偏于晦涩生硬。现在的大学培养了太多的“半脑人”，只有逻辑思维和记忆能力，感性脑区退化。
梁启超说“要用文学造新民”，蔡元培说“教育救国”。梁启超也罢，蔡元培也罢，政治观点不同，但都是认识到国民文化缺失。然而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真正取得了多少进步？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步子很快，但在其他方面，比如文化建设上，可能会是碎步、迂回、渐进，往往是像花旦一样绕舞台兜圈子。那么未来十年内，我希望在这一点步伐加快一些。
记者：近些年很多的知名作家、评论家把传统的写作延伸到网络上，开设微博、博客，您本人的微博为什么不再用了？是否与您关于“自杀移民”的言论在微博上遭遇了曲解有关系？
梁晓声：我已在博客里说得很清楚了，之所以我如此愤怒，是因为这种篡改歪曲了我对未来中国的判断，对此，我对微博充满了警惕。另外，微博若想获得大量转发，140字内不仅要说清楚，还要说得有趣，有趣恰恰是危险的。若大家争着如何有趣，微博的氛围就会形成游戏的状态。一些人沉迷于当公共知识分子，为了增加粉丝和引起社会关注，经常弄些没常识、耸人听闻的东西。每天无数次都在想，下一个140字以内的话该说什么，说什么大家喜欢听的，传播什么能让大家传来传去。一个人处于这种状态是非常可笑的，变成这样他还是知识分子吗？
中国的许多问题是需要严肃地来看待，待真正讨论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把一个问题拿出来辩论，都变成了大家更习惯于用有趣的喜感方式去表达，许多微博都有意思，而有意思恰恰是危险的，是陷阱。你有意思，我比你更有意思，都比着怎么有意思，这难免令人忧虑。我希望我写的东西应该是严肃、郑重的、考虑明白、表述清楚、直指要害的，所以我放弃了微博。我的态度是没有必要就不参与，如果参与一定是真诚的表达，而且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表达。
记者：在以往，不少人都以“老愤青”来评价您，而现在为什么您的言论和作品却变得愈发温和？
梁晓声：张艺谋有部电影叫《有话好好说》，很有启发性。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的作品充满了鲜明而强烈的愤怒，而现在，那些社会问题变本加厉，我的文章反而变得温和了，这乍看起来很奇怪。原因在于我逐渐发现，有些是属于社会问题，那些社会问题不是写一两篇文章能解决的。我原先被选为政协委员时，开会的时候其他人都紧张兮兮，怕我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这样即使你说了，别人不敢听也听不进去。说话的艺术在于使听的人愿意听下去，让人觉得有道理从而打心底接受。意见表达并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训导别人，也不是“顶”、“扔板砖”这种充满戾气的情绪表达。我希望官员也看我的书，了解群众的郁闷，这样才能有助于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