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泉五十”是王莽上台后为解决经济危机而铸行的一种大钱。“泉”是“钱”字的借用。王莽相信谶纬学说，在他夺取刘姓天下后，讳忌“卯”、“金”、“刀”三字组成“刘”字，故钱文中不用“金”字而用“泉”。一枚“大泉五十”重量只及西汉五铢钱重量的2.4倍，却要当50个五铢钱用；错刀当5000个五铢钱用；契刀当500个五铢钱用。
由于这三种货币数额太大而且每种货币的含铜量相差并不甚大，因此“民多盗铸”，造成货币混乱。最终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同时，还加强防伪工艺，即把古代刀币和圆钱结合，创造出世界上第一枚双色金属钱币。然而，政策强制对于经济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
由于错刀、契刀等钱币的比值不合理，王莽于9年发动了第二次货币改革，他下令废止五铢钱及错刀、契刀等币，另铸小钱，重一铢，值一，与大钱并行，为大小二种货币。但这两种货币的重量与币值关系也不合理，故有私用五铢钱及盗铸的现象。这次改革同样不成功。
公元10年，王莽为了使货币轻重大小各有差品，重新发行货币，总名“宝货”，分金货（1种）、银货（2种）、龟货（4种）、贝货（5种）、钱货（6种）、布货（10种）等六种货币二十八个品种。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用，而且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货币贬值，“百姓愦乱，其货不行”。王莽为推行币改，逼着百姓兑来换去，“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
更为搞笑的是，为了提高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要带上布钱，没有布钱者旅馆不接待食宿，渡口可以加以拘留，公卿出入宫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这次的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极其荒唐，毫无可取之处。
没消停多久，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又实行币改。他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这次改变币制较为合理。但因屡次改币，币制极大混乱，“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犯法者多，不可胜行”，因犯法及株连而没为官奴婢者“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历史学家陈绍棣认为，王莽改革币制，既有违背经济规律的一面，也有不得不改的原因，但绝非“心血来潮”；其币改行动显示出一定阶段性，即前三次是完全荒唐的，后一次则有进步之处。
此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弄得官民都记不清楚，公文上还得附写上旧名。还设五等爵，大行分封，但因“图簿未定，未授图邑”，有些诸侯只是虚封，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以佣作为生。王莽还新定吏禄制度，分明等级，多少不等，但因制度烦碎，“课计不可理”，官吏往往得不到俸禄，于是“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贿赂以自供给”。
后人提起王莽的改革，对他的评价多是失败的、可笑的等字眼。如美国学者德效骞断言王莽不过是一个聪明的阴谋家，他依次与所有阶级为敌，于是迸发了最后使他丧命的一切力量。但正如美国学者毕汉斯所说的那样：“由于缺乏材料，世人只知道王莽之治的主要概况，这就是他的政策引起很多争论和误解的原因。”我们应当从历史的迷雾中把握事情的真相。通过对比，我们就会发现王莽并不是一个鲁莽的改革者、一个“社会主义者、空想家和无私的统治者”。
降低货币成色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王莽创举，汉武帝从公元前119年起就已采取这个措施，甚至采用皮革钱，但并没有遭到人们的批评，而王莽的币改则成了他的“罪证”之一，学者赵靖就认为王莽的“货币改制，在他的各方面经济改制中牵动面最大，破坏作用最剧烈”。王莽的“王田”措施显然是均田制的前身，均田制后来在485年被北魏采用，唐朝继续实行到8世纪，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王莽也并非第一个改变官衔或郡县名称的皇帝。公元前144年，当吴楚七国之乱后西汉王朝改组时，西汉已采用新的官名；40年后，当修改历法并认为一个新时代开始时，它再次改变官衔。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留下坏名声而王莽招致了这么多的批评呢，主要是因为王莽最终失败了，新朝存在的时间太短了。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改道，洪水漫流，灾民遍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各地农民开始纷起反抗，很快形成了赤眉、绿林大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了长安，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新朝灭亡。
新亡解读
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丑陋的中国读书人》一文这样评价王莽：公正评价，王莽的个人品格不坏，他克己复礼的人品，也是真的。王莽的问题，主要是他读书读得迂腐了，他居然按照儒家经典中的理想政治社会蓝图去实行他的一系列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金融和文化制度变革，这，就是“理先事后”的胆大妄为之举了。任何政治家，都必须严格按照他身处的社会实际情况去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不能够事先给自己脑袋套上任何理论和理想的套子，否则，他将给国家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
另外，王莽改革过于急速，也是导致改革失败的原因。王莽采取的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去社会基础。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王田制把豪强地主惹恼了，他们抛弃了王莽；王田制也没有使农民得到任何好处，饥寒交迫下他们只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走上造反的道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革王莽的命。
改革其实也是一种革命，它也要人付出代价。商鞅被车裂了，王安石被罢官了，张居正被鞭了尸，谭嗣同被砍头了，而王莽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他把他的新朝、他的性命、他的名誉全部陪葬了他的改制。我们很难说清王莽究竟是哪一类人，在提倡古文学派和对待奴隶制和土地改革的态度方面，他是改造派；在依赖国家专卖事业稳定价格和推行法律方面，他是时新派。他不是一个革命空想家，而是汉代诸帝中的一个务实主义者。历史学家葛承雍认为，王莽已经看到西汉后期危机的根源，改革主要针对大地主阶层，本意是想干一番事业，但结果却变成对人民的浩劫，这是他根本没有料到的，因此成为西汉腐朽统治的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