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恶化受到国内外环保人士的关切，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遏制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逐步加以弥补和改善。但是，中国人文环境的急剧恶化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罔谈遏制和改善。精神依托成了大问题自然环境是人类以及所有生物生存的基本外部条件，自然环境的破坏，直接导致人类以及所有生物的生存危机。人文环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外部条件，中国人文环境的急剧恶化，导致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堕落和窒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人文环境就一直处于反覆被破坏之中。传统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文化规范被西方世界的枪炮打破。新颖的、现代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文化规范始终未能全面建立起来。中国在所谓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混乱的大杂烩中沉浮着。中国人的精神依托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之中始终是一个大问题。破了‘四旧’，我们一度以共产主义理想为人文生活的内涵。而市场经济带来的迅速商业化，从思想、法律、制度、文化上冲击了共产主义理想下的人文环境，而我们并不接受基督文明和建立在基督文明之上的道德、法律和文化。我们的精神依托成了大问题。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不再有天地君亲师的等级和先后，亦无法接受民主人权观念而人人平等。中国现行的部分照抄西方条文的法律体系，根本无法有效规范中国的人际关系。中国的人际关系赤裸裸地变成了对暴利（权力）和金钱的依附关系。这种关系，没有儒家的仁者爱人，没有共产主义的无私奉献，没有基督教义的平等和博爱。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不规范的权力与金钱的追逐游戏。腐败一词不仅仅是描述行为的，更是描述灵魂的，当然也还连带着文化、艺术、法律等等。中国的文化曾经是多么的光辉灿烂。今天，从教育、传媒到文化艺术，你可以找到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灵魂吗？我们已经习惯了假大虚空和假冒伪劣，我们旨在寻求物质享受、感官刺激和消磨麻醉。我们没有大师，我们没有艺术，我们失去语言，我们甚至不敢谈是否有中国的现代文化。没有了独立的精神，没有了良好的人与人的关系，我们何以文而化之？有意思的是，竟然有人倡导所谓先进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外化，是灵魂的外化，没有精神和灵魂就只能被同化。文化哪里有什么先进与落后？无个性者死，这就是历史的结论。走出经济达尔文困局美国的预言家托夫勒先生在他的一本新书中猖狂地叫嚣，中国将在21世纪初叶陷入动乱，然后出一个暴君，最后用基督教统一中国。托夫勒先生的谬论并非毫无逻辑依据，至少他看到了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仅仅定义为物质文明的话，我们将犯历史的错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子孙都无法原谅我们。我们不能只用GDP来定义发展；我们不能只用800美元定义小康；我们更不能用若干‘世界第一’来定义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文明与幸福，如果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破坏掉了，何以谈文明与幸福？崛起的意义又何在呢？市场经济和商业化本身是没有是非对错的，问题是，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必须有一套方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文化规范。自由资本主义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时候，一同写下了《道德情操论》。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数的西方思想家们，从道德、法律和文化诸方面对如何适应资本主义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后者的意义绝不低于前者。正是《道德情操论》延续了基督精神在商业社会的发展，并同时奠定了现代西方的法律规范，也为后期在欧美发展和完善现代文化建立了基础。中国正在面临如何走出经济达尔文主义的困局，中国必须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商业化对人文环境的全面冲击。邓小平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泽民在三个代表理论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中国的政治家们力图解决人文环境的恶化问题。权力与金钱腐化中国然而，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的建立，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建立，一个时代的文化的发展，不是一两个人、一两篇文章可以完成的，这需要全体国民数代人集体的自觉与自强。人类历史上，无数的国家与民族，虽然取得了经济的发展，但却无法在文化上自立和自强，不能与时俱进，便被同化和消亡了。中国到了惊醒的时候了！中国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思想的解放；中国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思想的创新；中国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确立思想在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中国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对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文化规范的系统建设；中国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精神的蓝天、空气、水分和土壤，是洁净的、自由的蓝天、空气、水分和土壤。必须让权力与金钱在道德、法律和文化的规范之下，成为驯服的工具，而不是主宰。我们看到西方国家政治领袖对神的敬畏，对文化的尊崇，对先人的敬爱，对法律的服从，我们并不认为他们低贱。我们看到中国拥有权力和金钱的人们是那样的傲慢，彻底的唯物主义，以教育和文化为脂粉，数典忘祖，漠视法律，我们很难认为他们高贵。问题是，权力和金钱在浅薄浮躁的中国，比神还神，比文化更珍贵，比祖宗更重要，比法律更有力量。建立精神和文化经典在电视连续剧《朱元璋》中，朱元璋有一句台词：‘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在《论语》中却找不到半句治国的方法。’我不相信朱元璋会这样愚蠢，估计这只是编剧的无知和幼稚。大凡英明的君主都懂得治天下要从治人心做起的。《论语》哪里是用来治国的策论？那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文化规范的最基础论述，那是圣人用来治人心、治人性、治人伦的，那是圣人梳理人文环境的经典。如果当代中国人真的如电视剧中的朱元璋一样蠢，那么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还很长很长。笔者一向认为，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盛世，绝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强大的物质繁荣，应成为强大的精神文明的外延。我们必须遏制人文环境急剧恶化的趋势，这项工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这项工作是中国政府不能推卸的责任；这项工作是当代中国青年沉重的使命。我们必须在精神上退耕还林，让权力和金钱退出精神和文化的领域，让民族精神和文化自由地生长。我们必须堵塞由权力和金钱制造的污染源，不让权力和金钱披上文明的外衣，在文化、教育、科学和传媒中放肆的流窜。我们必须健全和完善中国的法律体系，让健全的法律体系滤出权力与金钱的肮脏交易，不让无耻和邪恶变为成功的典范。我们期待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我们需要新时代的《论语》，我们需要建立精神和文化的经典。中国应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崛起傲视全球，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实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