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台湾学者龚鹏程的《近代思潮与人物》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作为一个著述颇丰的学者，龚鹏程的求学、治学以及先后担任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校长，近年来辗转于内地学界的经历颇为丰富和独特，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他。
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曾任台“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文教处处长，“国文天地”杂志社总编辑、中国晨报总主笔、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长、学生书局总编辑等。研究领域广泛，著有文史哲论述数十种，散文集诗集若干种。先后担任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校长。现任职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我主持过出版社，操作过报纸，也参与过电视、电影剧本的创作，30出头就担任了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会的会长，推动文学研究的改革，建立客观的论学规范，摆脱人情、门派、辈分，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1.不良少年：偷书、打架、读《论语》
我上小学一年级成绩不错，直接跳到了三年级。三年级的一个老师看我很聪明，就到我家里来，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小孩不错，就是太调皮了，我看你这个家庭也很贫困，恐怕你也没时间督促他，就把他交给我管好了。从这开始，我每天晚上就要到他家里读书。寒暑假也不放我出去玩。先读《孟子》，然后读《论语》。我读《孟子》蛮有趣的，开始是大段大段背，然后揣摩它的意思，老师再大致讲解一下。我背这些东西觉得很亲切，养成了读这些东西的习惯。之后，我还胡乱读了《易经》和一些古典诗词和章回小说。
由于买不起书，我通常都到书店看，还经常偷书。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偷一本《中国历史故事》被店员发觉，被罚跪在店门口，一直跪到书店打烊。后来，我的偷书技巧有了长进，就没被抓到了。上中学之后，我偷到一本很薄的书《二十四腿击法》。这本书我以前在书展上看到过，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小孩打架的时候，总是靠手，这本书专门教人用腿的方法。我按照书上面的方法练习，并找一些同学一起练习。从这以后，我就有意识地找一些武术秘笈来看。此外，我还经常在早上去公园看别人练功夫。
这时台湾社会风气不太好，很多帮派争斗还存在，他们也会吸收一些青少年入派。青少年之间为了抢地盘，经常火拼。所以中学生喜欢结群，好勇斗狠打架，我也染上了这种习气。在跟别人打架的过程中，打伤别人，被别人打伤是常事。所以，我的成绩不太好。
回头来看，练武使我养成了很多好的习惯。首先是找书，找资料。第二，中国武术并不是单纯的练功和打架。通过武术，必然会了解到中国的许多宗教，此外，武术和医学也有关系。比如，我练铁砂掌，一定要用药洗，我参考了很多药方子，做了一点变动，让我的徒弟们尝试。还有各种跌打损伤药，也都是自己配。练点穴、拿穴，需要对经脉有认识，因此涉及到了中医。另外还涉及到了中国帮会史。
由于练武，我与民间人士交往比较多，对帮派的实际运作有些认识，这影响到我做人的习惯。至今，我与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我对武侠文学长期关心，写过《侠的精神文化史》。
2.有志青年：大一注《庄子》
到高三的时候，我在“放牛班”。1973年，我侥幸成为全班惟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我考上的本来是外文系，但我觉得自己应该读中文系，就直接转到了那里。因为一起打架的朋友都不在一起了，所以也没有机会放荡。
到大学以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研究计划。大一的时候，我读庄子，把学校里所有跟庄子有关的书全部借来，把市面上能够找到的和庄子有关的书统统找来，自己注庄子。庄子总共33篇，我自己真正注成的有十几篇。在次过程中，又涉及到文字，声韵，训诂。
大二的时候，我写了一本《谢眺诗研究》。大三的时候，我野心更大了，写了一部《古学微论》，对先秦的学问进行了分析，把先秦的所有文献都读了一遍，然后建立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一个图像。这本书我写过三稿，最后写定的有二三十万字。大四的时候，我写了一本《近代诗家和诗派》。清理了一下晚清到“五四”这样一个转折期间的诗歌。
正是从大学起，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找一个大题目，然后自己做研究，解决问题。我每年要写六七十万字，到现在快四十年了。
到硕士班以后，我延续了很杂的学术途径。我的硕士论文是做《五经正义》，特别对《易经》做了研究。硕士毕业以后，我发现自己对西方现代社会和思潮没什么了解。因为大家都说我会写文章，所以我的第一个工作是担任了校长张建邦的秘书，同时读博士，1983年以做江西诗派的论文拿到了学位。
给张建邦做秘书对我帮助很大，因为他讲的是未来学，所以有超越现代化之后的观点。这些观点和我原来涉及的历史学会很奇妙地结合起来。所以，我后来地研究和传统的文史系的学者不太一样。
我博士毕业后，惹出了一些事情。例如那时写过一篇文章，检讨台湾的博士教育。认为研究风气太坏，很多教授一辈子不做研究，只是照本宣科。研究风气不蓬勃，当然导致研究成果有问题。各个学校像门派一样有师承传统，成成相因，没有方法意识，也没有问题意识。我提倡一种能够找到问题，发展出方法的新型态研究，把当时所有的博士论文拿出来批了一通，结果把所有的博士全都得罪了。有报纸用头版大肆报导此事，视为改革英雄。学界则一片哗然，我老师们都大骂：“反了，反了，这不是红卫兵吗？”
我在学界结仇甚多，许多人对我恨之入骨，即与这类事有关。我主持过出版社，操作过报纸，也参与过电视、电影剧本的创作，30出头就担任了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会的会长，推动文学研究的改革，建立客观的论学规范，摆脱人情、门派、辈分，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3.另类校长：培训葬仪社
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对世界高等教育的模式，大学的惯例和行政等方面已经研究很久了。后来办大学上手很快，很容易就看出了效果。1993年，我开始筹办南华管理学院。
有一天，一些葬仪社、棺材店的人来找我，说龚校长，你能不能帮我们开一个班，我们这些殡葬业者都想进修。我说，“殡葬这些东西我不会呀，开这个班有必要吗？”他们说你不了解，现在每年死的人数基本是固定的，经济不景气，因为破产自杀的人就更多。每死一个人，不算看风水、找墓地，就是很简单的烧了，做一个遗体告别仪式，都要三五十万台币，所以产值很大。但是，这个行业台湾政府不管。因为没人管，又是暴利，所以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他们想提升社会形像，所以想我们帮他们开课。我就结合佛教、道教、儒家，以及一些民间的殡葬礼仪，从尸体的处理，到仪式举行，传授给他们相应的知识。这个班后来影响很大，葬仪社的人把我们颁发给他们的证书挂在墙上，以示自己受过训，比较正规。后来，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殡葬管理学会，来推行从业人员的训练。
当时傅伟勋先生在美国任教，有一次，我提出想请他来筹设南华大学生死学研究所，。他说跟美国那边有协议，如果来了，损失很大。我跟他说，你如果到佛光，我可以一次支付你十年的薪酬，1500万台币。但傅太太说，这样一大笔钱，要交很多税。我们商量之后，决定300万的税也由学校代交。就这样，我们达成了协议，并把1500万台币支付给了他。不料，傅先生查出了癌症，没等到到我们学校来任教就过世了。
表面看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很亏，但实际上不然。古代有千金买骨的故事，说的是一个人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匹千里马的遗骨，后来，很多人都把好马送到他那里。我们聘傅伟勋也起到了这个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