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售和转典典权
根据清代法典的字面意义，典只涉及两方。但我们现在知道，惯习常与法律不一致。一份典可能牵涉到除最初交易双方以外的三方或更多方。而且，根据清代法典的字面意义，典只牵涉对某一件财产的单一的权利。但案件记录显示有些典权人把他们的典权分解，将不同的部分以不同的形式（作为部分性的所有权、作为贷款抵押、或作为可以回赎的财产典卖）出售与不同的人。
清代法典并不承认这些市场惯习。法典坚持其对典的简单的看法和想法。它对市场逻辑的让步仅限于以上讨论过的那些。国民党法典编纂者们则想让法律与社会惯习更紧密配合，但他们无法预见由新立法可能引起的大堆问题。上引钟左川案件就是一个好例子。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钟要求赎回最初被典卖但后来由其表兄张茶盛回赎的土地，只是他发现张同时已把其获得的典权转典给了朱再烈。张的行为当然完全合法，是新的国民党法律所允许的。但它留给钟一个问题。为行使法律保护的回赎权，他必需不仅征得其表兄张茶盛的同意（因他拥有典权），还得征得朱再烈的同意（因他拥有转典权）。这也就是为什么钟的控诉把张和朱两人并列为被告――也是为什么法院在判决时下令两人都得尊重钟的回赎权。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还有其它的转典，或是全部典权或是部分典权，将可能会引起多么复杂的情况。为维护法律保证的回赎权，原告与法院可能得与更多的被告打交道。作为一个有用的例证，让我们回到1879年曾邦的那桩恶梦般的案子。当原出典人曾邦想赎回其土地时，他发现自己面对多人，人人都对该地据有部分权利。首先有原典权人曾文，尽管他把那块田转典给了曾瑞钦的父亲，通过他与曾邦的典交易，也因为曾邦的兄长以这块地作抵向他借了钱，他仍保有部分权利。然后是转典权人和想要成为绝卖人的曾瑞钦之父。如此复杂的局面下，还加上曾邦本人的诡计图谋。他其实并不想简单地赎回土地，他是想如何使潜在的买主多付高价找贴，因为他算计土地会不断涨价。虽然因为案件最后由调解了结，我们对法庭会如何解决此案不得而知，但它仍然揭示了判决者所要对付的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形（淡－新23205，1879.2.18 [土－127]）。
这一切发生在清代，当时的法律相对而言比较直接了当，因而或许也相对容易执行:典交易设想为只牵涉两方的交易。国民党法典则既坚持回赎权又允许典权的交易，可以说是为法庭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典与抵押
在国民党法律里，典和抵押多有混淆，主要是因为法典中的“抵押”意义与习俗用法中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看到，根据法典的定义，“抵押”是mortgage，如果违约欠付，借出人唯一的办法是拍卖出售土地，用所得款额清债还贷，他无权占有土地本身。对积欠违约得把产业让给借出者（这是民间习俗对抵押的理解）的借贷契约，法典用的词是“质权”，或pledge。但正如已指出的那样，它不允许质押土地，只允许质押“动产”。
法典与习俗间这一分离的结果是有些借出人把他们凭抵押的出贷表达为典买，可能是为了迎合法定范畴。这样，在一件1931年的顺义案子中，原告田树樁借给蔺凤儒136元，蔺以十亩地作抵。该笔借款在四年内要付一定的利息（具体不详）。蔺继续使用该块地，他并没有象在典交易中那样把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权让与田。尽管契约、诉状和反诉均称该交易为典交易，它实际上是习俗中的抵押，法官也正是精明地这样处理。在这次裁决中，他凭藉的是习俗而不是法律条文:蔺必须要么偿清贷款，要么把土地让给原告（顺义3:478，1931.6.24 [土－19]）。
在另一宗吴江的案件（1947年）中，被告做的刚好相反，他是用抵押一词来表达土地的典卖。原告沈麓笙声称1934年他向彭芝开绝买了17.24亩地，然后把地返租给彭。因为彭两年没有付租，沈要求终止租约。但彭声称1934年的交易只是抵押而已，沈要求的地租其实只是贷款的利息。他宣称，在他与沈的约定中，该抵押的土地在十年内可以回赎。（约定的时限明显已超过，但根据法典的15年规定，彭仍有两年才到期。）
原告沈（有精明的律师代表）呈示了他1934年交易的书面契约，证明那是一次绝卖，附有“不赎不找”的字样。法院判决既然沈是合法业主，彭确实只是他的佃农，不是出典人。作为佃农，彭已积欠地租两年，沈因而有权终止租约（吴江206.1:250，1947.4.3 [土－16]；亦见顺义3:473，1945.12.14 [土－1]）。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彭在其反诉中用了抵押一词，他其实是想争辩说他们的约定是典，可以回赎。或许他或他咨询的什么人把这些术语完全弄混了。不管怎样，法官没有被误导，当他驳回彭的反诉时使用的是正确的术语典。
第三宗案件（出自1934年的顺义）显得更加复杂。顾祥曾典买了一块宅基地，后来又以它为押向被告张朝元贷了一笔款，典契移交给张。当原出典人要赎回土地并要回契据时，顾办不到，因为契据现在在债权人张朝元手中。而根据习俗中抵押的逻辑，张拒绝归还契据，因为顾仍欠他钱。随即，受原典权人所迫，顾起诉张。法院的判决如下:“按典当地亩，以转移占有为要件。而抵押地亩，则不转移占有。”这里法院坚持最初的交易明显是典而非习俗中的抵押，因此顾事实上是把土地转典给了张。对于典产，原出典人有权赎回，不管典权人顾祥和转典典权人张朝元之间是否有其它贷款没有偿付（顺义3:828，1934.4.9 [土－30]）。
这一例子显示出纯市场经济逻辑和部分市场、部分前商业的典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出典人要求维护赎回他典售了的土地的权利，与债权人的要求刚好相反，债权人想完全依信贷市场的逻辑行事。法院选择维持回赎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