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之外，是帮会；正统文化之外，是秘密宗教。秘密宗教也是要在主流文化最强大的时候，它的力量才会最强大，这也是符合所谓“辨证式”的情况。汉武帝时代有“巫蛊之祸”，是因为皇子们争权、皇后的亲戚(外戚)争权，用巫师咒语的方式来冤枉对方(卫太后)。为什么汉武帝时期有那么多巫师在长安城呢?因为汉武帝把全国的巫师都找去了，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长生不老，人权力到了极点以后就会想要长生不老，想要籍由方士或巫师的力量来达到。另一个是统一文化。汉武帝统一了中国文化，中国的皇朝制度一直是到了汉武帝才落实。汉代有一个运动，就是要把所有的地方宗教集中起来统一放在官家底下，各地的祭祀都要统一放在“太常”管辖之下。有的被认为是正统的，如祭天祭地，祭山祭水的，皇上就许可；有的是装神弄鬼的，就把他们一起叫到宫里去，组成一个总的巫教，免得散在各地到时候出乱子。这就是宗教为国家的力量收编了。而当时国家的正统思想，是以董仲舒以后的儒家思想为主流；儒家以外的东西、民间宗教的东西，就被收编成另外一种官家宗教。基本上历朝历代都有类似的作法，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儒家思想是反对怪力乱神的，儒家的天堂在人间，儒家的理想社会是要靠人，在礼教、伦常之下组成理想世界，天上的事情它是不管的。但是这个时候进入中国的“启示性”宗教，提出劫数与救赎的观念。除了从中亚进入的佛教以外，其他一些在中东、近东一带发展的启示性宗教，就成了后来摩尼教的前身。启示性宗教传入中国以后，一方面有讲佛法、传佛学的，一方面也有地下宗教。东汉晚年的“黄巾”，就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承诺会改天改地，会有新天新地降临，现世的纲纪伦常在新天新地里完全不存在，这种反权威、反现实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黄巾及其同类，如“天师道”、“五斗米道”、“鬼道”，都是穷人百姓。在现世当中他们无法容身。他们相信有一天新天新地降临之时，或死了以后，到另一个世界去，一切就会都不一样了。原始道教是与巫教、启示性宗教融合在一起的。今天台湾的“打醮”仪式有五营元帅、天兵天将、仙官仙吏，那些道士平常就是乩童，他指挥天兵天将、五营元帅之际，自己感觉就不是个普通人了，而俨然是个大元帅，指挥所有的兵将。就是让这些穷而无告的人，模仿当前的王朝、政府结构、权力和荣华，塑造一个虚拟的王朝、虚拟的爵位。后世正统道教被政府收编了，其他的继续潜伏在民间继续吸取从中亚传过来的启示性宗教的养分。
南北朝时期，孙恩、徐道覆等人结合了本来“黄巾”的余部，再加上潜伏在民间的道教，就变成很强大的宗教军队。其实在三国时代的汉中地区，就有神权国家的组织，就是张修和张角、张陵等人的组织。到了宋朝，又有方腊之乱；元朝时候是明教转变成的白莲教。今天在民间如洪帮、青帮的社会里面，有句话叫做：“红花绿叶白莲藕，三家本是同一源。”这意味着白莲教的宗教系统要和青、洪两帮来挂钩，形成可以相互支援的关系。白莲教演变到了明朝，朱元璋翻脸不认人，把自己本来明教的底子不要了，白莲教就潜入地下，到清末留下来的只剩下南方“离宫”(离卦)一派，就是后来的义和团。启示性宗教与道教的结合，探其根源，其主张人身体就是一个“官府”、“国家”、“宇宙”，中国人所谓的“内功”，就是身体里小宇宙的运行而产生的。
秘密宗教系统是在礼教之外的。为何在明朝会出现?因为明朝是儒家非常兴盛的时代。秘密宗教通常就是在正统思想势力最强大的时候会出现。宋朝的方腊之乱，当时正是道学刚刚组织起来的时代，也是正统思想强大的时候。为何南北朝时期孙恩、徐道覆等人领导的运动会那么强大?因为地方上的大族，都是以儒学来当作权力与精神的主要支柱，也正是说，在礼教之外，有秘密宗教。可是他们共同反映了一个特色，就是乔教授所说的等级财产的消失。不过有一点与 Victor Turner所说的不一样：中国的秘密社会、宗教，都是仿宗族、仿亲属结构的组织。其中最大的禁忌就是“吃里爬外”、“以下犯上”，并非社会阶级的上和下，而是辈分的上和下。既然是仿亲属的结构，内部就不会没有rank(等级)，他相互共有、共享利益与财源，这与先前所讲的是一致的。至于呈现homogeneity(同质性)，收容各方人马加入后，就要遵循同样的帮规，甚至还取了新的名字。而“无私”，也正是他们所标榜的，要替人排困解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卑下”是指虽然他们不屑高高在上的王权，但他们对一般人可是不许娇纵蛮横的。所以Turner讲的这几个特色，与中国底边力量的组织也正好是符合的。相对于主流社会严密的结构，他们是“反结构”(anti—structure)的，就是社会之外的社会，法律之外的法律，主流之外的主流，礼教之外的礼教。要拿礼教、法律、国家、亲属做个反射，如镜子影射，也有有意的模仿，例如帮会里的辈分、堂口；也有有形的模仿，例如打醮的时候要遐想自己掌握一个朝廷。
我的报告时间刚好到了，谢谢各位!
(本文由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生康力平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