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熊丙奇
早报昨日发表童大焕先生的文章，认为汇丰银行慈善基金向北京大学捐赠1.5亿元人民币，而北大深圳商学院则将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这“意味着北大向世俗的道路又前进了一步”。
大学接受捐赠，并“回报”捐赠企业、个人冠名权，是否真就意味着向世俗力量低头，难以保证学校的独立性？我认为，这并没有必然关系。
就拿童先生文章所举香港大学、牛津大学例子来分析。据我所知，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对香港大学的拨款并不少（香港大学的经费60％来自公共机构），但是香港大学有一项宏伟的筹款计划，学校制订的目标是通过多元化的融资使年收入的50％自给，以便“在财政上取得更大的自主权”。我们知道财政的独立性，对学校的独立性意味着什么，内地高校的财政对政府部门过于依赖，导致本身自主权很难确立。可以说，李嘉诚先生的捐款，为学校财政的“自给”加上了重重砝码——学校这是远离世俗，还是靠近世俗呢？更为重要的是，捐款之后，李嘉诚先生在办学中有发言权吗？显然没有，几乎所有具有现代大学制度的大学，都对捐赠者权益有明确规定，其中，就明确指出捐赠者对大学具体学术研究、教学活动不得干涉。
至于香港大学校友以及香港立法委员的“非议”，我更愿意从以下角度来理解。从大学的办学理念看，担心大学与社会的紧密结合，可能导致大学失去独立性的质疑（这种质疑在全球高等教育界均存在，1986年，哈佛大学校长在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上，就曾对此表示忧虑），恰恰使大学办学能时刻警惕自身独立性的丧失，为此更好地界定捐赠者与办学者之间的关系。
再看牛津大学，童先生的例子，反映的正是现代大学制度下，一所大学的理性运作。学校实行教授治校，民主决策，是否建什么学院、发展什么学科，并不是出资人说了算，而是由学校的董事会、教授会进行民主决策（牛津大学是教职员大会，下辖大学理事会）。也就是说，董事会、教授会可能赞成出资人的建议，同时也有可能否决出资人的建议，赞成并不意味着就是对出资人迎合，而反对也不意味着就保持了学校的尊严和操守。牛津大学的决定，显然是出于学校自身建设角度出发，而不是考虑这笔资金是谁捐赠的。
所以，从根本上说，一所大学能否保持独立性，只有通过办学自主、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来实现，而与是否让出学院名、楼名、馆名的冠名权没有对应关系，这不过是学校筹措办学资金的一种方式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