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有鬼无害论”是“文革”初期重大公案之一。1960年代初，北京上演了孟超写的《李慧娘》，讲的是南宋奸臣贾似道害死美女李慧娘，李化为厉鬼报仇的故事。俊俏而凄厉的女鬼在长安剧院舞台上亮相，换来许多文人的喝彩。此时正逢毛泽东讲“不怕鬼”的问题，他把“鬼”比作“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号召全党“与鬼斗”，并责成社科院文学所编纂了本《不怕鬼的故事》，发行海内外。当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也是位文人）用“繁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有鬼无害论》，意在说明古今文学作品中，好的鬼故事很多，演一演也没有害处。“文革”中，这成了廖沫沙的一大罪状。一些人非要把文人的趣味搭上政治的对错。
古代文人好谈鬼，他们对待鬼神的态度大多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相同，介于半信半疑之间，理性给他们的谈论开拓了空间。苏东坡因文字狱贬谪黄州，无聊之极，随意找人聊天，“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避暑录话》）。这是一种随意的无可无不可的生活情趣，奇奇怪怪的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聊斋志异》也是如此，时任刑部尚书的王士禛题诗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大意是说蒲松龄一肚皮牢骚，无处发泄，所以在“豆棚瓜架”之下谈鬼说狐。蒲松龄马上和了一首，谦逊地说：“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意思是我蒲松龄与东坡一样，也是因为无聊，才专注于此。
可见，文人士大夫“谈鬼”、“写鬼”，除了寄托自己现实情怀外，更多的是借以润滑生活。因此他们的鬼故事中许多就是人间故事，友谊、爱情，相互提携、冤冤相报，什么都有。
世俗文化中说到鬼，往往与政教相关。自古统治者就懂得神道设教，用以惩恶扬善。《墨子》《明鬼》篇中确定鬼神存在，墨子讲了许多鬼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周宣王杀掉忠臣杜伯，三年后，杜伯的鬼魂追杀了周宣王，报了仇。墨子是要借鬼神报应，安定人心，告诫人们要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自觉地遵守秩序，不妨碍他人。佛教传入之前，世俗中的鬼文化多以故事形态存在，只有某些祭祀、迎傩等活动中才会出现一些具象。
佛教同样重视生死问题，认为人死之后先到阴间，然后，根据生前功罪转入六道轮回。阴间之王称之为“阎罗王”，地狱分为“十八层”，为了教化，佛教竭力描摹地狱之苦，告诫人们坏事不可为。佛教本来就擅长用形象宣扬佛法，佛教到处，不仅佛寺遍布，而且大塑法相。于是，威严的阎王殿、可怖的地狱便出现在庙宇的雕塑和绘画之中。
道教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吸收了佛家的创意，把地狱的种种苦状和本土神话传说中的狞神厉鬼结合起来，并通过想象加工，打造了极富本土特色的阴曹地府。这些阴曹地府在明清之时几乎成为每个基层行政建制的必备之所，通常设在城隍庙中。
城隍是城市彼岸世界的行政长官，如同阳间的知县，它担负着剪除凶恶、保护城邦的责任。城隍神多由本地清官廉吏、英贤圣哲担任，他们有的名垂青史，有的功勋卓著，是备受当地百姓推崇爱戴的历史人物（如北京的城隍神就是在此牺牲的文天祥）。城隍信仰，寄托了人们对英雄圣贤的纪念与崇拜。明代全国有城隍庙1472所，城隍神被列入国家祀典，成为国家教化的组成部分。道教也把它纳入自己的神的谱系，负责管领阴间的亡魂。
城隍既是人间正义的主持者，又是当地每个人生死祸福的主宰者。这里特别突出阴曹地府中的惩恶奖善，一些惩恶的造像尤为恐怖，如刀山剑树、油锅火海、抽肠挑筋、割鼻拔舌……真是令人心颤胆寒，目不忍睹。我上“高小”的学校是“城隍庙街小学”，该校礼堂原来就是“阴曹地府”，上下三层，地下还有暗道机关。当时造像都已拆毁，但其形制仍然隐隐可见。听老工友说，这里造像大多手脚能动，眼珠能转，有时突然发动机关，曾经吓死过人的。
除了城隍庙，有的大城市（如北京、西安、杭州）还有东岳庙，道教认为东岳泰山是人灵魂的归所（佛教讲死后“归西”，道教讲“归东”），东岳大帝掌管着人间生死。这里的阴曹地府有七十六司，分工更细，福祸下民，各有所司。
文人士大夫的鬼文化是寄托心志与情趣的，取其好玩而已；而世俗的鬼文化却担负着教化、甚至是政治的功能，这在古代社会是个严肃的事，城隍比知县更威风。现在许多城市在恢复城隍庙、东岳庙了，集大成的酆都更不遑多让，听说计划花若干亿。
有些人热衷昌言恢复发展传统的鬼文化，然而，恢复什么样的鬼文化呢？它在当今社会里有什么意义呢？人们似乎考虑得并不多，觉得只要“古”、“奇”、“怪”，就能招徕游客，就有市场，就能来钱。如果一门心思赚钱，不仅对传统文化有亵渎之嫌，而且令旁观者感到奇怪，既然有那么好的市场，交给市场去办就可以，为什么要大花公帑，要纳税人出钱呢？其间有什么奥妙非我们外人所能知。我赞成“有鬼无害”，但如果借着张扬鬼文化，上下其手，那不仅是“有鬼有害”，而且“无鬼也有害”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