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古书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中国古史研究的走向。应该说这已经超出疑古，而进入新的时代了。
冯友兰先生肯定疑古一派的史料审查，是很正确的。有些朋友（包括外国学者）担心我们不重视史料审查了，也不无道理。现在确有些论作忽略了史料审查，他们的结论自然是不可信的。在史料审查上，我们主张要以“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外。疑古的史料审查，由于限于纸上的材料，客观的标准的不足，而“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证明纸上之材料，这本身便是对古书记载的深入审查。
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通过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够进一步了解古书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还体会到，汉晋时期的学者整理、传流先秦古书，会碰到怎样复杂的问题，作出多么艰辛的努力，后人所不满意的种种缺点和失误又是如何造成的。我曾经说过，“疑古思潮是对古书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们应该摆脱疑古的若干局限，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反思。”19
这就是我大胆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原因。
（原载《原道》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