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石元康：我们的大问题是要了解现代性 ]
1943年生，台湾大学学士及硕士，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及台湾中正大学。研究领域为伦理学、社会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及现代性的问题等。著有《洛尔斯》（《罗尔斯》）、《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等书。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香港
石元康先生住在香港元朗锦绣花园，生活如同隐士。每天饮食简朴，读书，散步，看体育节目，有时来畅谈学问的是学生周保松。石元康讲一口地道的国语，对华文学界十分关心，对西方哲学的探索依然孜孜不倦。
牟宗三像魏晋人物
1943年，石元康在浙江出生，四岁时随家到台湾。1961年考上台湾大学哲学系，曾听过殷海光的几门课。石元康去过几回殷海光家，但彼此不熟，他回忆：“殷先生是一个启蒙的角色。殷先生告诉学生自由主义是什么，对学生相当热情，所以，在台大有一批人受殷先生影响。那个时代跟殷先生最熟的大概是陈鼓应和王晓波。”而石元康评价徐复观与殷海光的关系：“徐先生和殷先生很特别，开过笔战，后来没有来往了。殷先生得胃癌以后，徐先生马上来看他。殷先生过世，徐先生写文章说：痛悼吾友，痛哭吾敌。”
在台大哲学系，石元康与西洋哲学史的年轻教师傅伟勋颇熟，晚上常常聊天。林文月则教过石元康的大一国文，“林文月在台大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台大路边有一个大水沟，听说有男学生骑脚踏车，只顾着看林文月，就骑到沟里去了。”
石元康在台大读了七年书，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教过几年书，1974年到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留学，石元康当初的想法是要好好学习马克思的思想。“因为当时的世界一半是自由主义，一半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在台湾是不准读这种书的。我想了解马克思到底有什么想法。我觉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非常深入。”石元康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尔斯，六年后获得博士学位。他对自由主义下过很深的研究功夫，后来出版了《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介绍罗尔斯、德沃金、伯林、哈特等重要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
1980年，石元康到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书，2006年退休。从中文大学退休后，他去台湾中正大学教了两年半书，在2009年初退休。石元康曾与劳思光同事，他说：“劳先生头脑非常清晰，写文章条理分明。记得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黄振华告诉我，他一辈子碰过最聪明的两个人，一个是劳思光，一个是南怀瑾。”这两个聪明人不久前相继去世了。
石元康与牟宗三关系甚近。他说：“牟先生有一点像魏晋人物，很有真性情。牟先生跟余英时先生去金庸家里下围棋，常常输。牟先生下棋好像不用心，他教学生下棋，下了一阵子后，就输他们。他的书，讲儒家的是《心体与性体》，讲道家的是《才性与玄理》，讲佛家的是《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里面讲魏晋这一段，深切表现魏晋人物的悲凉。牟先生一辈子信奉儒家，可是他对魏晋的感受非常深。我觉得牟先生是民国以来哲学思路最清晰的哲学家。”
读书时梁文道常常逃课
石元康教过社会政治哲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等课程，开过关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儒家的专题性课程，还开过研究哈贝马斯、麦金泰尔的课。石元康说：“中国这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应该做一些工作，其中之一就是介绍一些西方哲学到中国来。秉持着这种想法，我就第一个把罗尔斯的东西介绍到华人世界里来。1980年代，大陆刚刚接受自由主义的思想，我想很多人也都看了我的书稿。我总是鼓励学生出国去读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在西方文化里产生的，去那里住，才能感受那种文化。我在台湾没有学到什么了不起的哲学，我的哲学全部都是在西方学来。我跟学生讲：我教你们的这些东西，你们到西方去可以跟得上。学术上、教学上，我希望还算多少做了一些工作。”
石元康的学生中，如今颇有名气的有梁文道、周保松、周濂、邓伟生。石元康说，梁文道读书时代常常逃课，现在看他读书勤快，文章也写得不错，可惜太忙了，“做学问要有闲”。周保松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罗尔斯，现在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算是接续了石元康在中文大学开出的教授政治哲学的传统。石元康不大上网，他听说周濂现在也是颇有名的作者了。
石元康认为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必悲观：“希望久而久之会有人出来吧。当然，这是很难的事情。像罗尔斯的思想也是从洛克、卢梭、康德的传统来的。哪有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里蹦出来，还是要靠传统。凭良心讲，中国的人文，无论是哲学、历史、文学作品，跟西方实在有相当的差距。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中国一百多年来各方面都显得衰落。希望慢慢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9年底，石元康重游故乡，不免感慨中国的变化是天翻地覆。“我去杭州看西湖，看看那些建筑，觉得中国文化真有优雅的一面。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是好东西，书香是在其中浸润出来的。不像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流行的东西给我的感觉只是恶俗。中国现代化一百多年，虽然跌跌撞撞，可是食衣住行、娱乐、教育各方面，除了食之外差不多都是现代化了。我们穿的衣服是洋装，盖的是洋房，行的是汽车、飞机。娱乐节目、体育运动基本上都是洋人的。学校学的不是我们传统的所谓六艺、六经，而是自然、物理、生物、经济、政治、社会、哲学，基本上已经洋化得差不多了。”
“新儒家不很适合现代社会”
像香港这么贫富不均，应该做再分配
时代周报：你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尔斯，他算不算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
石元康：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契约的限制》（The Limits of Contract），副题是：罗尔斯的道德方法学及意识形态的架构，是对罗尔斯的研究和批评。罗尔斯的公正理论是第一流的思想家想出来的，但我不是很赞成他的想法。罗尔斯追溯的是社会契约论的传统。这个传统代表人物是卢梭、洛克、康德。康德不是那么明显地谈契约论，洛克和卢梭则非常明显谈契约。他反而不太愿意追溯霍布斯这个传统。我个人的看法，不光是20世纪，罗尔斯是对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奠基得最深的哲学家。罗尔斯的地位是没有什么人可以比的，他复兴了政治哲学。19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一出来，政治哲学像百花齐放一样，非常茂盛。
《正义论》出版后，很多人批评他，有一批效益主义的人批评他，因为罗尔斯的理论就是要反驳效益主义。也有一批左派的人攻击他，说罗尔斯的理论出来以后造就一个阶级的社会。罗尔斯受到左右两边的攻击。有人指出，资本主义没有办法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结果就搞出个福利社会，罗尔斯的哲学就是替福利社会提供一个哲学基础。我想这个讲法是蛮有道理的。
经济学家里面有两个名人，一个是海耶克，一个是弗里德曼，这两个人都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觉得国家应该是最低度的国家，该管的事情非常少，除非你伤害了人家，国家才可以管你，其他的事情国家都不应该管。罗尔斯不同意这种理论，他认为国家应该做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因为，像香港贫富不均到这个地步，不能完全让市场去运作，国家应该多管一点，去抽有钱人的税来再分配，比方说教育补贴、医药补贴、房屋补贴。罗尔斯的哲学为这个福利社会提供了一套哲学基础。
时代周报：你著有《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如何理清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
石元康：自由主义的理路是清楚的。我觉得自由主义核心的一个原则就是中立性。这是德沃金提出来的，他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就叫《自由主义》，提到自由主义最核心的一个论旨是中立性。中立性就是政府对什么是美好的人生应该保持中立，不应该参与到里面讲话。比方说：过一个基督教式的人生才是美好的，或者过一个儒家式的人生才是美好的，或者过一个无神论的人生才是美好的，或者是过一个快乐主义的人生才是美好的，是各种不同的人生观，政府应该不能够强制人们接受。自由主义后面所依赖的基础是价值的主观主义或者价值的怀疑主义。
时代周报：痖弦先生认为，一个文人应该是一个“广义的左派”。所谓“广义的左派”，就是永远对政府采取一种监视和批判的态度，因为政府有它的政府机器，有宣传的队伍，有笔杆子队伍，有写作班子，用不着文人在它香炉里再加一炉香。所以这个时候文人就要做一个“广义的左派”，站在土地、人民、大众的立场说话。
石元康：左、右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说法，说赞成这个的就站左边，反对这个的就站右边。至于痖弦先生讲的，我想基本上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持一个批判的态度，尤其对当权者应该持批判的态度。可是，我觉得右派的人也可以持批判的态度，为什么右派的人不能持？比如说弗里德曼，他是非常有名的右派，对肯尼迪政府批评得很厉害。他很有名的书叫《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肯尼迪不是讲了一句有名的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他就马上批评：肯尼迪对国家和个人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他说国家就是服务个人，我们才将它设立起来的，有什么理由说要我服务国家，我当然要问国家能够为我做什么。知识分子多多少少持一些批判的态度是没有错的，这我完全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