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还可以从作品之外去寻找”
艺术家、批评家邱志杰认为，艺术需要有创造性阅读能力的读者或观众，有审美经验发生，才有艺术产生，因此，要更多地从观众身上来寻找艺术边界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在作品本身。
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对邱志杰的说法做了回应，他认为，观众面对这个作品，不仅看到了作品本身的意义，而且看到自己与作品的联系，“作品是哪位艺术家做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谁在看它”。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李公明认为，特殊的观众其实就是圈子里的人。另外，他认为，艺术有了边界，其他的人就会容易进来，如果没有边界，想进来根本找不着门，这才是关键问题。当艺术和生活边界模糊了之后，没有接触过艺术的普通人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性有多大？很小。因为他们觉得比以前更困惑了。
另外，李公明还谈到作品的环境问题，“比如说，把潘公凯的这个作品放到科技馆，它能不能成为艺术品？咱们是把一个艺术的定义、边界交给了一个环境，试图用环境来说明。但是，这个环境本身只是概念上的，并不表明它的本质。比如，一个场馆今天改了匾牌，成了美术馆，美术馆就是一个发音，是一个名词，它根本不存在天生必须是美术馆或者不是美术馆这样一个问题。从一个空间挪到另一个空间，根本不能界定它是不是艺术品。观众无法界定，环境也无法界定。”
批评家、策展人盛葳有着与李公明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像杜尚将小便池放到厨房里面，它是一个错置，但它本身不是艺术作品，它只能被放到一些特定的环境当中才能称为艺术作品，比如说艺术家的工作室，或者博物馆，或者画廊，错置是有条件的。艺术的边界还是应该从外部来展开，比如社会、媒体、公众。
“把艺术装到了一个悖论的盒子里”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说：“我感觉潘公凯想建立一个新的叙事结构，在这样一个结构里发现问题。”民生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彦认为，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与公共空间或者社会记忆有关，是为了建构一种社会符号，或者是社会记忆的“考古学”。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认为，潘公凯做的这个装置作品很有意思：一个蛋壳为主的形象，然后又有一个蛋壳，蛋壳里面还有蛋壳，这几层东西套在一起，实际上跟他做院长的工作很相类。他做院长要处理很多技术问题，比如涉及到审美问题和施工问题，比如怎样完成美术馆墙面的弧度，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还是装置艺术，实际上是一回事儿。
“我倒不觉得后来的人没有超越杜尚，他给艺术家留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和艺术的贵族地位。这个悖论在于把艺术拉平的同时，又把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拉得非常大。因为我是艺术家，所以我做什么东西都是合理的，都是价值连城的。它实际上把艺术装到了一个悖论的盒子中。”徐冰说。
“只有取消了艺术，人人才能成为艺术家”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的王春辰认为，潘公凯希望艺术和生活有一个界线，但是，他提到了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比如，美术馆应该是展示艺术的地方，但是现在有很多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也会邀请艺术家们来展览，他们希望通过新的视角来展示他们的作品。如果说潘公凯老师的作品放到科技馆，至少会表明另外一种对话和交流。”
《艺术时代》副主编赵子龙认为，艺术属于精神状态、心灵状态，或者灵魂状态。说人人有佛性，但是不一定人人都是和尚，人人有艺术精神，但是不一定人人都是艺术家，条条大路通罗马，万事万物在最高道理上是一致的，即使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在学术上消失了，但是在本质上也不会消失。它本身的存在是绝对的。
而艺术家展望认为：“我把艺术创作看成是我这一生要跟上帝沟通的一种方式。”
赵子龙说：“柏拉图认为艺术是生活的影子，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高’在什么地方？将生活进行提炼，将思想进行物化，提炼出来一些‘道’来。当艺术与生活没有边界的时候，才能谈人人都是艺术家，当然，我觉得，显然不是现在。”
作者：江继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