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是回归自然经济，经济的主力在农村，而农村是属于家族的，其家族的结构是亲属关系(kinship)的，这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先天获得的结构，而非后天造成的。这种社会结构不容许有外人，所以这时法律没有效果，礼俗和家规才是真正约束社会的力量。“侠”没有可以挑战的对象，也无藏身之处，因而南北朝时期的“侠”，是隐藏不见的。
隋唐之际，“侠”又出来了。唐代的传奇小说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人物。他们也是藏身在城市当中，但却往往依托大贵族，在商号家中当佣工，像是昆仑奴(他还是个外劳，大概是南洋来的)，又如红线(薛红线)、聂娘(聂隐娘)，他们是隐身在奴婢的身份之中。就因为他(她)们身份的卑微，进不了社会主流，只能依附藏身在上流社会的仆人身份里。甚至杜甫笔下的公孙大娘(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究竟是演艺人员还是侠客，我们不清楚，但她藏身在都市里，是街头的卖艺、表演人物，这个情况就与汉代的很不一样。因为唐王朝的王权与汉代比较起来要弱得很多，唐朝有贵族阶级，但汉代却存心要消灭贵族阶级，同时唐朝也是门第非常强大的时代，这个门第就是大族的后代，俨然成为没有爵位的贵族。这些门第贵族本来就有在法律之外的特权，也因此要游走在法律圈外、挑战法律，所以“侠”就只须依附在这些门第贵族之下，不须组织有形的社会团体。
至于宋代，有个特色，就是上山下海去当强盗。《水浒传》故事的背景，有一部分正如宋代当时的情况，就是在国家之外(outside of the state)，有一种“半在内，半在外”的东西——大大小小的庄寨。例如“玉麒麟”卢俊义的庄子，“小旋风”柴进的庄子，每一个庄子都在乡下，等于在国家之外割据了一小块地方。但宋朝政府却又不找他们麻烦，因而他们是国家社会之外、以农村为主体、根深蒂固的另一种力量。虽然他们没有与城市挂钩，却能招收附近的流民，形成对附近庄户的一种威吓的力量，而成为具有实质力量的小诸侯。当时国家的法律力量不够强大，这股力量就形成了法律之外的另一种法律力量，一直到依附的人口达到某种威胁，政府就开始行动来打山寨了。所以《水浒传》的故事背景，一部分是南宋时期的北方在金人统治下的情况，一部分是明朝初年的情况。岳飞当时力抗金人，号召所谓“大行忠义”，以及辛弃疾从北方带领义军南奔，这些武力都是与宋代庄园的力量类似的，逼得政府也只得承认那些“汉军元帅”，以及半独立的领土。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庸武侠小说当中的“全真七子”，他们就是在河南一带活动，不过真正的全真七子不是靠武功而是依靠地方力量。又如“丐帮”也不是全国性组织，那是金庸把后来的青、洪帮投射进来的。 到了清朝，王权非常强大，尤其在雍正时期。雍正既要收拾皇亲国戚，也要收拾满洲的旧部，更要收拾汉人的力量，因而法律非常严厉。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地方力量，不是依托在城市里，而是在城市的连线——大运河上。大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经过的地区全是中国最富庶的，有很多大城市。而运河的商人多是漕运的水手，水手在没有蒸汽轮机的年代里要负责拉船，千百纤夫一拉就是几千百里路，这是辛苦的劳力，漕运的水手彼此需要相互帮忙，拉纤又是集体的工作，所以就变成一帮一帮的了。他们又假借宗教信仰，在各地设置小庙、小庵作为“养老堂”，病的、老的水手都可以住在里面。一些日子过不下去的穷人也会住到这里，一方面栖身，一方面也等候派工讨生活。这批人是社会的底层，为了过日子而结成一帮。单靠微薄的官饷没法过活，所以他们也兼做走私的勾当，把私货藏在官米的底下，过关不打税，官船又免运费，靠这样兜售走私货物来赚钱。但这利润并非一人独得而是属于大家的，纤夫、船夫的组织逐渐扩大，吸收了马夫、车夫等，像今天美国的teamster(火车司机)一样(另类的劳动团体，与工会不相干的)，这就是后来“青帮”的起源。洪帮理论上是抗清的民族运动，实际上到了雍正时期反清的力量已经非常微弱了。当初反清的组织潜入地下，也开始仿造青帮的组织，藏身之处也是在城市之中。这是青、洪帮的背景，金庸把它给投射到“丐帮”上面去了。
中国的帮会到了杜月笙手上，势力乃前所未有的强大。托庇于哪儿呢?有“国外之国”、“法外之法”之称的“租界”。英国、法国、中国的法律到不了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法律。他们可以游走于租界和华界之间，游走于各个法律之间，就因为上海实在太繁华了，有很多可以讨生活的地方，他们变成了另外一个政府，以至于到最后整个帮会改邪归正，所有帮会活动变成“恒社”(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这是杜月笙的组织，是属于核心的组织。杜月笙与他的党羽可谓与当时定都南京的国民党“共天下”，他们这股法外的社会力量，可以向洋人挑战，政府不负责任；他们可以发动罢工、罢市，抵制日本、英国、法国，他们可以和共产党的工会在工厂里械斗，所以国民党是在用“法外之法”来维持“法内之法”，用“法外之权”来维持“法内之权”。因为当时的中国处在“国中有国”、“法外有法”的混乱局面，蒋介石政府是个集权政治，国家的力量对社会来说，应当是非常强大的，当然反抗的力量也就非常强大，这就是帮会。蒋介石可以把法里法外结合在一起，玩着“辨证式”(dia lectical)的手段，这是相当高明的。以至于这些人到后来转换身份，成为投资的主流，上海商会的总会长就是杜月笙本人，他身上挂的银行董事长的头衔可以说是不计其数。我们可发现一个传统，从孟尝君到杜月笙，同一个形态，经过数千年又回到原点了。孟尝君的时代是主权国家正在形成的时候，蒋介石时代也是主权国家正在组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侠”正在法的内外游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