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后段，从绝对年代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仍以雨台山分期来看，在中期后段之下，还有楚墓的一个期，即战国晚期前段的六期。郢都楚墓的下限，公认在秦白起拔郢的公元前278年，此后当地的墓即归秦墓的范围（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作为考古器物的分期，能明显成为一个期总要占二三十年甚至多一些，而公元前278年上距公元前300年不过二十二年，所以我们说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应该是合适的。有的学者出于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考虑，希望把墓的时代下移，是做不到的。
上博简无法用像郭店简这样的方法来推定时代，但如学者们共同感觉到的，上博简的形制、字体等与郭店简没有突出差别，当属于同一较宽的时代范围之内。以下两点，似可作为推测时代的参考：
上博简有一种现题为《柬大王泊旱》（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柬大王”即楚简王，卒于公元前408年。上博简包括这个王谥，自然不能更早。简王的轶事成为一种文献流传，可能要在他身后若干年，把简的整体年代估计在战国中期后段以下较为合理。
与这批简同时，有一些丝织品流散，传说出于一墓。其刺绣技法纹饰都和江陵马山一号墓的出土品相若，很可能属于同时，马山一号墓的时代，发掘报告云“为战国中期偏晚或战国晚期偏早，约公元前340年之后，至公元前278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5页）。
因此，我们试估计上博简所自出的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到晚期偏早，简的书写时代也不出此限。
二、孔孟之间
郭店简依整理者的划分，有书十六种。上博简（不包括另收的字书等简）尚在陆续发布，据称至少有书八十多种。两者相加，已超过百种，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其时在楚地流传的书籍的主要趋势。
两批简，内容固然很多很杂，但主要的，有学术思想意义的部分，是属于儒家和道家。我们看郭店简里面的四种《语丛》，性质是多种书籍的摘抄，其内涵主要仍为儒道两家。这说明，当时在楚国的诸子百家学说，这两家实居优势。进一步设想，由于楚国并非学术的中心，这样的优势状况可能也同样存在于全国其它多数地区。今后有条件的话，试以公元前300年为轴线，对学术思想史作一考察描述，一定是很有兴趣的。
简中所见儒、道两家著作，都出于学者的传述。儒家作品有记述孔子言行的，如《诗论》、《孔子闲居》，均系弟子记录传习之作。道家作品只有《老子》系老子手著，但所见是摘录本，所附《太一生水》则显为后学增加。因此，我们根据这两批简所能够直接阐发的，是老子、孔子以下早期儒家的学术思想。
现在先看儒家。
我曾一再引用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关于儒门诸子生卒年代的估算，下面再按本文的需要开列一些：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
子夏507—420年
子游506—445年
曾子505—436年
子思483—402年
子上429—383年
孟子390—305年
孔子为儒家第一代。为七十子中后进的游、夏、曾子，是孔学的主要承继人，是第二代。子思则与七十子弟子平列，是第三代。孟子之学上承子思，然其生年不及见，或说是子思之子子上的弟子，是可能的，子上为第四代，孟子则在第五代。
郭店一号墓下葬不晚于公元前300年，与孟子卒年接近，所以我曾说郭店简儒书当为孟子所能读。上博简的下限可能更迟一些，但其中儒书的内涵，写作年代在公元前300年以下的，即使存在也一定甚少，大体说同样应在孔孟的年代之间。《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关于儒分为八，篇中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或作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并不是并世的八个支派，而是辈份不同的八位学者，各有趋向。
值得注意的是，儒分为八中的一部分互相联系密切。前人已经论及，《孟子》书中明引曾子者九处，引子思者六处，均为崇敬推尚的态度（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3页）。乐正氏当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梁启超已有说明，即使如郭沫若说是孟子弟子乐正克，也同属一系。仲良子有注释曾子之语，同样和曾子系统有关（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6-1127页）。这样看来，儒分为八中的一半实际彼此相关，可说是当时儒家的主流。
郭店简以及上博简的发现，正好凸显了这一点。我已经讨论过，郭店简《缁衣》、《五行》出自子思，其它《性自命出》等也与曾子、子思一系有关系，甚至不妨视为《子思子》。上博简也有《缁衣》和《性自命出》（《性情论》），证明这一系儒家的著作在那时非常流行，有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