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当然要提到王国维先生。
王国维先生早年治哲学、文学，1911年冬东渡日本后始转攻经史小学。他研究经学，既不是康有为那样的今文家，也不是章太炎那样的古文家。实际上，他对于清代以来的今古文之争并非漠视，而是做了很多切实重要的研究工作。例如他在1916年开始研究汉魏石经，尤其注意魏石经的古文，这一工作随着石经陆续出土而逐步深入，一直到1925年还在继续8。也是在1916年，王国维在研究石经中，“颇怪汉石经诸经全用今文，而魏时全用古文，因思官学今古文之代谢实以三国为枢纽，乃考自汉以来诸经立学之沿革，为《汉魏博士考》”，书共三卷9。他从古文字学角度，专门研究古文，1916年著《汉代古文考》10，1918年校唐写《本尚书孔传》和薛季宣《书古文训》11，到1926年还作有名文《桐乡徐氏印谱序》12。此外，1917和1920年，王氏又校勘过与古文经学有关的《孔子家语》。至于他对《尚书》研究的贡献，是用不着在这里多说的。
1927年3月，王国维先生的学生姚名达给顾颉刚先生写信，讲到：“‘王静安（国维）先生批评先生，谓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13这体现了王氏对疑古一派的态度。王氏是努力于古史的建立的，他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建立古史的方法。
大家知道，1924年冬，顾颉刚写信给胡适，荐王国维到正在筹办的清革学校研究院，胡适遂向清华推荐14。次年初，王氏就聘，4月迁入清华。7月，应学生会邀请，向暑期留校学生讲演，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代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发表于《清华周刊》15。文中列举近期古器物图籍的发现，强调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王氏讲课题为《古史新证》，其总论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于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16
对他7月讲演的观点，作了理论的提高和引申。王氏的研究与疑古的差别，在上述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还要提到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史的先声。他有自序中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17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序里特别讲到“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1930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追论及补遗”中，郭沫若先生肯定“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18，并就顾氏提出的夏禹的问题，依据“准实物的材料（齐侯**及钟、秦公簋等），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仍然是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发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