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某些文学颇如一些女性服装，非常的时尚化了，消费主义已成了一些作家的创作原则。为了市场，为了时髦，为了销售量，减了肌肉，抽去骨头，染了头发，披上了露脐装，穿上了低腰裤，招摇过市，吸引眼球。这些作品没有了作家自己，没有了精神，更没有了灵魂的焦虑，没有了文化的担当意识。
王船山有言：“恶莫大于俗，俗莫大于肤浅。”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追求原创性，抗俗而不为俗迁，空诸依傍，高视阔步，游乎广天博地之间。但现在的情形是不少作家追逐风气，一时所尚，则群起而逐。王元化认为，教条主义与趋新猎奇之风看起来相反，实则相成。两者皆依傍权威，援经典以自重，而放弃自己独立见解。而时尚化的文学创作连“援经典以自重”都没有，他们那里就没有“经典”，有的只是消费，搞笑，娱乐至死。这样的文学，根本与高扬生命，突显心灵无关。他们喜欢的仅仅是低级趣味，仅仅是版税而已。如此精神状态，怎能创作出卓越的文学作品？熊十力说：“凡有志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在当下这个热闹非凡的文学现场，哪里找这样的人呢？
前些日子，聆听闵惠芬二胡演奏与讲演，那卓越的演技，深厚的修养，浓烈的情感，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灵。但面对观众海潮般的掌声，她却深深地追思阿炳。她说阿炳深味人间底层的辛酸，心藏千余首民间音乐。《二泉映月》融注了他一生的悲凉。最后她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能理解他那种境界，他那种苦味？因为我们太幸福了。”是的，技法可以通过练习而得到，可那种感觉、情感、境界，却不是可以通过苦练而获得。他需要的是万卷书，需要的是万里路，更需要自己对人生、生活的独特而深刻的感受与体悟，需要一颗伟大而博爱的心。
胡风有一个理论：主观战斗精神。他说，“一个作家，怀着诚实的心，在现实生活里面有认识、有感受、有搏斗、有希望和追求，他的精神就会形成一个熔炉，能够把吸收进去的东西化成溶液，再用它来塑造完成全新的另外的东西。”这里所谓“新的另外的东西”，就是具有“高度的艺术的真实的作品”。换言之，如果没有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具有“高度的艺术的真实的作品”就无从产生。可做到这一点何其艰难！首先你得有一个熔炉，如果没有读破万卷书，你怎么能有“熔炉”？其次，你得有生活体会，深刻的独特的体会。所谓“有认识、有感受、有搏斗、有希望和追求”，即指此也。曹雪芹、鲁迅等人天资甚高，从小接受了优秀的教育，而后家道的中落、衰败，更让他们深味了人间的悲凉辛酸。如此，他们才有了优秀的“熔炉”，才有了优秀的“溶液”，这才有了优秀的产品。
一句话，优秀的文学作品源自作家的气象。没有大的气象就没有杰出的文学作品。孟子说吾善养我浩然之气，正是这个道理。曹雪芹、鲁迅有一个大而衰落的家庭，又逢一个天地翻覆的时代，感受自是深刻。我们已很难有那样的感受。但他们那种自我放逐，自我质疑，自我反思，在精神层面不断挖掘，精勤猛进，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实践。人的自我发现、自我扩展可以有两个途径，或向外或向内，但向外的结局还是向内，所以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是精神世界非常丰富、驳杂、痛苦、艰难，甚至经常处于自我撕裂的过程，这种病蚌得珠的体验是一个作家成熟的必经过程，也是产生优秀作品的前提。而一个没有深度灵魂斗争，沾沾自喜于外部成绩的人，根本与伟大、杰出无关，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畅销书作者而已。托尔斯泰并没有贫寒的生活经历，他是一个贵族，衣食无忧。可他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痛苦，为人类为农奴，他艰难地进行灵魂的苦斗。不要说他的小说了，读读他的《忏悔录》、《生活之路》，我们该多么汗颜。
当代文学的低俗除了社会原因外，与作家精神世界的浅薄、肤浅大有关系。而对于此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新时期文坛上涌现出的一批作家，主要是解放后出生的，以“知青”为主，他们学业未成，初涉社会便身逢“文革”浩劫，先天不足，后天营养又没有跟上，吃的第一口奶就是狼奶。这使他们的作品有生活有感情，但缺乏大气象大气度大境界。而知青之后的作家不但在知识、气度上没有什么长进，而且与生活脱离，“80后”不少沉溺于搞笑、娱乐，有学者称为拔根的文学。这几代作家不仅对外国文化一知半解，对本国文化也一知半解，一个没有传统没有历史没有底蕴的作家，你让他能写出什么作品来？对传统的无知，使得中国当代文坛似乎非常繁荣，作家林立，但却少见大师的苗子，而一些三流作家却在那里自以为大师，颐指气使，顾盼自雄，叱咤风云。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看重作家的文化修养，作家的气象呢？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化修养，有了大的器宇，他才可以想到民族，想到人类，想到更远的事情；他才可以有爱，有温暖，有批判。如此，也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古人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不是虚言。为具体的政策写作当然不会有好作品，但为市场写作更不会有大师诞生。当一个作家有了博大的胸怀时，他才能一览众山小，他才能知道自己的分量，自己的不足。为什么当代文坛多沾沾自喜的小文人，而几乎没有包前孕后的文学大师？就是精神世界的严重不足，这里有作家的责任，也有时代、社会的责任。须知，文化的冲撞才能诞生文化的繁荣，只有在文化的撕裂中才可以产生大师。近代上海、江苏、浙江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的文化大师，就是因为那里文化本来发达，而近代更是先得西方文化的进入，这种中西文化的剧烈冲撞，开掘他们巨大的文化创造潜力。于是有了章太炎、蔡元培、鲁迅、茅盾、吴昌硕、刘海粟等等。
当代世界盛行浮华。目前国内许多作家、批评家对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非议较多，其实，文学的衰落不独中国为然，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世界现象。在这个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盛行的充满着视觉刺激的特殊时代，人们的心已很难静下来了。古人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都是至理之言，可是在当下就非常的不合时宜。人们都忙于追逐身外之物，为声色犬马所诱惑，沉溺于肉体的狂欢之中。在如此的喧哗与骚动中，人之内，还是之外，都已经距离和谐很远了，那生命的深度展开与良知的呈现如何实现？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又最需要优秀的精神产品，以疗救他们苍白而枯萎的魂灵。
所以，一个优秀的作家，对于文学真的应该有一种宗教般的献身精神，一种不断自我质疑的反思精神，一种生命的深度展开。当代文学必须从很私人化的泥淖里抽身而出，不能总是将文学与一己之经验等同。文学不仅需要青春的激情，也需要中年的成熟与老年的睿智。 多一点浮士德、堂·吉诃德，少一点鄙吝之气，少一点小农意识，或许我们的文学就有一个大变样。因为，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作家精神的燃烧，是作家与时代的一起燃烧，是作家给人类提供的精神食粮！(杨光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