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实践颠覆权威论断
鲁迅对《三国演义》的艺术在根本上持否定态度。和胡适说它文学想象不足相反，鲁迅从章学诚的“七实三虚，惑乱观者”，引出“杂虚辞复，易滋混淆” 。两位学者，一个非难其想象虚构得不够，一个又责怪它虚构太滥。不过二人在否定诸葛亮这个形象上则完全一致。鲁迅论断诸葛亮的形象是“多智而近妖”；胡适则认为作者“极力描写诸葛亮，但他们理想中只晓得‘足智多谋’是诸葛亮的大本领，所以诸葛亮竟成一个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就是对于他不得不承认精彩的舌战群儒，读了也“只觉得平凡浅薄，令人欲呕。”至于“三气周瑜”，则“仍是很浅薄的描写，把一个风流儒雅的周郎写成一个妒忌屈服的小人，并且把诸葛亮也写成了奸刁险诈的小人。”这一观念近来在易中天的《品三国》中得到更通俗的发挥。
但是《三国演义》的阅读史却证明读者们并不买权威的账。《三国演义》不但至今在中国家喻户晓，就是在日本和韩国也受到广泛喜爱。阅读的实践颠覆了权威的论断。《三国演义》艺术生命的奥秘何在？由于篇幅所限，只能以“草船借箭”作一番细胞形态的解剖。
就所谓“多智而近妖”，或者“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而言，如果简单地以“不科学”而将这种文学手法一笔抹杀，则不但《三国演义》将不复存在，而且中外古典小说鲜能幸免。这样的虚构，不过是小说尤其是古代传奇小说情节的假定功能：将人物置于常规之外，以揭示其心理深层的奥秘。“草船借箭”并不是对历史文献的照搬，而是积累了上百年的艺术想象。这段历史原本属于孙权 ，在《三国志平话》中被转到了周瑜名下，与诸葛亮“八竿子打不着”。而到了《三国演义》中，这一智谋则集中到诸葛亮身上，情节功能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借箭的过程中，作者又增加了一个自然气象的因素：大雾。让诸葛亮如此准确地预知气象，其艺术奥秘不在显示诸葛亮的“多智”，而在于其他。首先，把它放在诸葛亮与周瑜的精神之战中，周瑜越是震慑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就越是激化对他的杀心；其次，把它放在诸葛亮与曹操的矛盾之中，诸葛亮的妙算不但在气象，而且还在准确把握曹操“多疑”的心理上。
诸葛亮的这种“多智”如果孤立地看，的确可谓是近妖的术士，但是他超人的智慧，并不像《水浒》的公孙胜那样仅限于超现实的法术，其艺术价值在于他的“多智”，是由他的盟友周瑜的“多妒”逼出来的。周瑜是“好人”，诸葛亮也是“好人”，但是周瑜这个“好人”却有个心理毛病，那就是“多妒”。他的“多妒”是容不得身边有人在智慧上超越他。作者让实力上处于劣势的诸葛亮在智慧方面超越周瑜，并且取得绝对胜利。但是仅靠“多智”到准确地预报天气，还是难以稳操胜券的。料定三天之后有大雾，这一点或有某种几率，缺乏充分的必然性。此时作者的天才表现在设计了敌手曹操的心理特点：多疑。“多妒”逼出了“多智”，“多智”又碰上了“多疑”。“多智”的冒险主义因“多疑”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于是“多妒”的就更加“多妒”，“多智”的愈发“多智”。而“多妒”者屡谋屡失，最后是“三气周瑜芦花荡”，周瑜终于意识到自己智不如人。更为精彩的是，作者让“多妒”的周瑜临终发出了“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
《三国演义》的深邃在于它不仅揭示了周瑜这样一个人的个性，而且概括了人性心理的某种阴暗面。周瑜最后死了，但是“多妒”的心理仍然活在“武大郎开店”的俗语中。诸葛亮“多智而近妖”的艺术价值，就集中在这一点上。周瑜不完全是因军事失败而死，而是意识自己智不如人。这个英雄，是为自己的智谋优越感而活，一旦确信身边有一个比自己聪明的人就很不痛快。草船借箭和借东风，这两个超现实的想象，其情节功能就是把军事三角斗争变成了敌我友三方的心理三角错位，把斗智变成斗气，使情感的审美价值超越了实用的理性价值。《三国志》历史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蜕变成《三国演义》不朽的艺术。
很可惜的是，这样伟大的文学审美成就并未被当红的电影、电视剧的创作者充分领悟，造成了一再重复的、花里胡哨的视觉浮嚣。（孙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