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是溯本求源的一面镜子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1942年发表，到现在已经70周年了。但其理论的总体性仍不减真理性的光辉，对我们当下实现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方向的复原——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其方向定位绝对重要。因为文艺向哪里发展，何以繁荣，都离不开坚定方向的指引。《讲话》根椐当时的社会革命主体构成，明确提出包括“四种人”在内的 “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具体所指是，“第一是为工人的”，“第二是为农民的”，“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这“第四”之为，在解放后由于多种原因已经略而不提了，而是以不见之于《讲话》文本的“工农兵方向”所指代。为什么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并确立为方向内容，《讲话》中都有准确的释义，最后肯定地说：“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讲话》还特别对这个 “第四”的内涵加以阐释：“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里所说的 “同盟者”、“长期和我们合作的”，其人群是非常广大的，与我们今天所遵行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全国解放后，由于在解释中以不见之于《讲话》原文的“工农兵方向”，替代了包括四种人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方向，这样一来，便丢掉了不应丢掉的一种主体构成。在时间上离开延安时代愈久，在空间上愈向全国范围推行，就愈需要回归《讲话》的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宽广方向。
我们细读《讲话》会发现其中有一段论述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关系的话，乍看起来似乎是提出“工农兵方向”的说法，但由此认定那是在说“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却是似是而非的。《讲话》中分析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时说，我们的文艺在普及基础上提高，“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很显然这里所说的文艺提高的方向，不是泛指文艺的服务方向 ，因此，不能把“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抽象并简化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所以说过去对“工农兵方向”的概括，既泛化了作为从普及到提高的方向，也缩小了包括有“四种人”在内的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服务方向。所以，在新时期才根据《讲话》的精神与现实的需要，把革命文艺的方向明确为“二为”方向。这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既是溯本求源的继承，也是根据时代需要的应时发展。
创作的起点——“必须到群众中去”。 《讲话》在论定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方向之后，顺理成章地提出了革命文艺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而实践方向的道路，就是以“必须到群众中去”为总括的“四到”：“中国的革命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延安，革命的文艺家到工农兵斗争的第一线，参加火热的斗争生活，是一去而能五得的路向：为革命直接进行战斗，取得创作的生活源泉，改造不恰当的思想，认识自身的价值，写出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在《讲话》发表后，在延安的很多文艺家都积极地投入生活，取得了多方成果，在文艺上出现了新气象，为新中国造就了大批的革命文艺的领军人物。我们今天正是坚持了《讲话》中的教导，对于文艺家才一贯鼓励和支持他们深入生活，并明确提出坚持“三贴近”即“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这既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因文艺队伍广泛构成状态而采取的切实可行的实践方式。
《讲话》强调文艺家要深入生活，这指出的是取得创作源泉的起点。这四个必到的源泉点虽然十分重要，但对于艺术家自身的使命还必须以实务的艺术创造来完成。 《讲话》中最有艺术见地的理论是对生活与艺术在形态表现上的不同特点的分析，这里有对于艺术美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生活美与艺术美孰高孰低的辩证的回答。 《讲话》中全面分析了这二者的各自优长，并颇有见地地指出它们各自是有条件地对于对方的超越：“人类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上述所言的作为源泉的唯一性和 “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性”，这三点是艺术所缺乏的，因而生活美在这些方面是超越艺术美的。而艺术所反映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所具有的那六个“更”，却又是艺术美对于生活美的超越。这在中外美学史上乃是空前的科学判析。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知道，《讲话》不是在一般地谈论美学，而是为革命的文艺家指引创作道路，以期创作出“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文艺作品。这就是说，文艺家不深入人民的生活则无所表现，而对于人民生活的表现，如果不能达到那几个以“更”为标志的艺术审美表现的特有程度，也是不能满足人民对艺术的要求的。
神圣的使命——服从党的“革命任务”。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勿庸讳言，其实就是革命文艺的政治方向。这个政治是人民的政治，阶级的政治。它的内容极其丰富，有政治制度、政治路线、政治思想、政治斗争、政治任务、政治设置等等。在今天这些都依然存在。革命的文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回避不了与这些存在着的关系。 《讲话》中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对于我们上述引用中的两个论点，即革命的文艺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革命任务”和“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说法，有人都持有异议。之所以如此，这与他们主张文艺要脱离政治的看法直接相关。现实的实际是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的政治存在的情况下，文艺想完全脱离政治不仅不可以，而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在阶级社会里的文艺，它介入政治，政治也介入文艺，古今中外都无例外。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它的服务方向是“二为”，“为人民服务”是社会政治主体的方向定位，“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方向定位，而且社会主义的政治内涵，如前所述也极为丰富。所以只要是承认革命的文艺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又怎么可以脱离政治，而又对其离得越远越能保持文艺的独立性呢？在2011年召开的中国文联第九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四点希望，内容都是讲文艺工作者应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历史责任”，“承担起推进文化创造的历史责任”，“承担起弘扬文明道德风尚的历史责任”。在此不论是讲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还是“二为”的服务方向，这四个“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都是服务方向下的具体内容。而胡锦涛总书记在“双代会”的讲话最后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的伟大号召，要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历史任务，这与《讲话》中所提出的“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历史总体任务上虽有时代的不同，但与时俱进的文艺，“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却是一脉相承的。
在今天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把《讲话》中提出的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方向，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给广大文艺工作者展开了更为宏阔的创造天地。
□王向峰(作者系辽宁大学教授、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