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定义的真实基础则是人类在“物竞天演”的激烈竞争中所“发现”和“创造”的一套优化种群的社会组织选择机制。正是依赖这样一套机制，人类才得以胜过其它物种，成为生物系列中名副其实的“超越存在”。如荀子所言:就人自身来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而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依先秦古法，以“群”训“君”似早成定诂。在中国思想中，“群”作为一个非常夺目的概念，时时闪耀在历史文献中，并似乎已积淀为日常思维的“惯习”，从而显示出中国早期思想中的群体意识的高度发达:“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君子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称也。”（《白虎通·号》）“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荀子·君道》）“君者，不失其群者也。君者，群也。”（《春秋繁露·灭国》）“君者何也，曰群也。为天地万物而除其害者谓之君。”（《韩诗外传》）
简而言之，在中国传统中，“种性繁衍”的观念及其“优化种群”的技术，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行为的结果，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价值理念的预设。这种预设落实在制度层面上，就表现为著名的“家族制”和“宗法制”。
宗法制规则的经典表述是: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音:你)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礼记·大传》）
所谓“别子”，一般是指嫡长子以外的儿子。凌廷堪在《礼经·释例》中解释:“天子以别子为诸侯，其世为诸侯者大宗也；诸侯以别子为卿（大夫），其世为卿（大夫）者大宗也；卿（大夫）以别子为士，其世为士者大宗也。”
“从广义上说，'宗'是指宗族，'法'是指规范体系，'宗法'即是宗族内部的规范体系。”“宗法制的核心是缘关系建立的政治组织结构及其法则。在这种宗法政治结构中，每一级都对上一级为小宗，对下一级为大宗，大小宗既是宗族关系，又是政治关系，当然这种宗族形式的政权有其公共性质。”（陈来语）
从以上的家族功能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内、外功能，均以“族群扩展”为直接目的。作为“对内功能”的三项内容，其一，“祭祀”是为了实现族内的权威认同。所有“族人”均在血缘维度上承认“祖宗”的中心和源泉地位，这就为种群的凝聚提供了可操作的正当秩序的“理由”(reason)，同时这也含盖人与人建立相互关系的“原因”（cause）。其二，“婚姻”则避免近亲繁殖的重要文化设置，在功能上是纯化种性，保证“族”的社会再生产的禁忌规则。《礼记·婚义》曰:“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续后事。其三，”财产“主要指以”族田“为基础的剩余物品，以此提供后代的教育经费和补贴贫困家庭的不足。作为”对外功能“，”战争“则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意义。在前者则是扩展空间规模，容纳更多的人口；在后者则是保守生存空间，使族群不至消亡。所以，”祭祀“、”婚姻“、”财产“和”战争“就必然成为某”族“始终关心的重要事物。这四项功能就实际构成了所谓”族权“最根本和最基本的内容。这样，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单位，除了婚姻需要交换以外，”家族“本身可能成为一个封闭的共同体，具有可独立运行，不依赖交流的大部分功能。简而言之，在一定意义上，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小社会“。马克思所说的由一个个独立”马铃薯“所构成的”小农社会“，是对这类社会结构的典型定位。(马克思:《波拿巴雾月18日》)
“祖”与“宗”原本是祭祀的名词，如应劭的解释:“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称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称太宗是也。”表面上“祖宗”是对先人通称，但实际上其本质则是宗族文化血统的符号标志，是一组拟血缘共同体的仪式记忆和认同象征。毋庸置疑，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成立，其“内部凝聚”的向心力都是最为基本的条件。但仔细思量，其实“内部凝聚”只是社会共同体存在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来自于社会成员在“观念”和“组织”这两方面的认同，亦即承认该氏族之“理念预设”与“人际模型”的正当性。在“理念预设”角度讲，早期中国人相信，“种”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种”的扩大就意味着对“地域”的独占权，“种”加上“地”才意味着“生”（繁衍生息）的可能性。而“生”的存在又与“群”的强大直接相关。也就是说，“群”越强大，越巩固，“种”的存在就会得到越坚实的保护；同时，“种”的繁殖与扩展，又促进着“群”的兴旺和发达。“群”是与“他群”相对而言的，“群”的生存是竞争的结果。竞争越是取得胜利，“种”的起原作用就显得越为重要。所以，在“群”的兴旺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为实质的力量，那就是“种”的原始生命力。归根结底，一个“群”的原始生命力，无疑可归结为其“祖先”血缘的所释放出的力量、智慧和功德。在一定意义上说，“祖”是共同体起源和发展的精神隐喻。所以，对“种”的信仰，实际上是对“生”的情感颂扬，对“祖”的崇拜的实质在于对“群”的精神祈望。这种颂扬和祈望的形式则表现为祭祀，用某种可见可触的“实物”和可感可知的“行为”，承载无形的精神和表达内在的感情。于是乎“祖宗祭祀”由然而生。
3、“伦”之“理”
在中国传统中，一般来说，以父系血统为基本线索而形成的亲缘团体，我们称之为“族”以父宗而论，凡属同一始祖的男性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团体，概称“族人”。这一团体包括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凡九代人，所谓“九族”是也。这里，“九族”的范围可以有两个视角。
（1）如果以“自己”为中心，那么上有“父”，下有“子”，这就是“三”。这是第一圈，也叫“伦”；父上再有“祖父”，子下再有“孙”，这就是“五”。这是第二圈；“祖父”上还有“曾祖”和“高祖”，“孙”下也有“曾孙”和“玄孙”，这就是“九”。这是第四圈和第五圈。围绕着“我”而形成的这五圈亲属关系，就是著名的“五常伦”。“五伦”之内亲属谓就是“家”。这就是《礼记》所说:“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礼记·丧服小记》）显然，“家”强调的是血缘关系，五伦脉络实际上就是血缘网络，人们之间为直系亲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