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央视《百家讲坛》推出了一批令人瞩目、在当下大众文化中产生广泛影响的“教授明星”：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于丹等，而其中，易中天和于丹，他们身上的“学术明星”“文化明星”、教授和畅销书作者这些光环，应该说更加耀眼。
探究这些文化学术明星的成功的原因，其中，有文化媒体传播的作用，提供了展示他们学术思想和文化学养、人格魅力的平台，有他们独特的、通俗易懂、贴近大众的解读历史和传统经典的文化方式，但更主要的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们都在民族传统文化这座“金矿”中，挖掘出了丰富的文化“矿藏”。
易中天在品读汉代风云人物时，把刘邦、韩信、项羽、晁错等历史人物，纳入他纵横捭阖、评说历史的范畴之中，从容不迫地勾画了西汉前期那段历史的风云变幻，他分析这些历史人物政治上的兴衰，人格行为对政治命运的影响。他“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的方式，解读曹操、刘备和诸葛亮等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较为清新又不乏妥帖地为世人展现了千百年前一系列在艰难与苦痛中不屈地挣扎的寻魂”，力求还原历史真实，建构了三国人物新的“历史形象”。
于丹把对《论语》的领悟和心得，分《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和《人生之道》，告诉大众，熟读《论语》最大的好处，就是真正懂得人应该有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应该按照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去生活，自觉不自觉地按圣人所论的人生观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学习先贤哲人的生活智慧、生命觉悟和人生感悟。
但是，对于易中天、于丹，以现代人解读历史、解读传统和解读经典这种通俗化、大众化的态度和方式，学术界、思想界却是充满了激烈的争论。有的批评易中天对待历史传统的态度，是庸俗浅薄的，对历史、对学术是一种不严肃的态度，误导了文化大众。有的批评于丹简化《论语》，让“传统文化成了励志杂拌儿”，扁平化为文化“快餐”，于丹扮演的是“文化奶妈”的角色……面对这些争议质疑，易中天也好，于丹也好，并没有放弃他们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文化人的社会的、文化的职责。易中天说：“应该有一部分文化人具有社会责任感，不计名利地担负起继承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我只希望激起广大观众对我们祖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兴趣。深入地研究是那些历史学家的事。把历史文学化，使它变成一个有趣的事情，激起大家的兴趣，他们再去读书，这样我们的历史不就传承下去了吗？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就得到弘扬了吗？”于丹说：“各种争鸣都是有道理的，《论语》可以从太多的角度进行解读，我讲的论语，不是被学者皓首穷经钻研的儒学，也不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它只关乎个人的修养，是中国人提升自己幸福感的一个参照系。”
让他们不能放弃文化传统和经典传播的重任，不能割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热爱，是他们深深地感到观众和读者心灵中仍然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薪火。当有读者盛赞于丹“替我们找到了一种文化的‘根’”时，于丹说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存留着儒家文化的积淀。文化媒体肯定易中天、于丹真正地传播了传统文化，而这正是大众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出现心灵危机时所需要的，同时这也是传统文化复兴和发展的一个预示。
一位西方文化批评家说得好：我们当代人“应当谨慎地使自己的前进步伐不发生偏差，而不要轻蔑从前几代人积累下来的庞大而又十分有价值的遗产，文化是既向后看也向前看的”。我们的文化本性包含着历史性，“这蕴涵着双重意义：他既有高于历史的力量又依赖于历史；他既决定历史又为历史所决定”。一个民族不能与历史、与传统割裂开来。面对着传统和现代的距离感，存在的裂缝，我们需要把传统和现代对接的像易中天、于丹这样的“新明星学者”。
作者：袁跃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