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日，作为校庆的系列活动之一，延安大学开门办学，邀请各地学者专家以诗集《致大海》（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大地夯歌·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铸碑》为由对新时期的“红色诗歌”进行研讨。研讨会打破“权威发言、受众听席”的常规，让一向坐冷板凳的大学生成为发言主角，权威与草根形成强烈互动。
令人惊讶的是，学生的发言水准比专家毫不逊色。《大地夯歌·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铸碑》曾刊于《解放军文艺》2007年第8期,达1800多行,重述红军长征途中的重大事件。有学生称它“既有热抒情，也有冷抒情”。记得一位名叫刘全德的学生发言：对心灵乌托邦的信仰，让诗人笔下的“死亡”意象别有境界——用艺术语言的野性力量对抗历史制造的野蛮，让丑恶的“死亡”自身不断重现……我相信，那是真诚的理想和高贵的信仰在与现实之丑和历史之恶交锋时溅射出的闪电或火花。刘全德提到，“诗中，戏笔和寓笔结合，生成魔幻笔法，以传达长征将士牺牲之酷烈。血这个意象，流布全篇，它代表战争……湘江战役展示了一场血光缤纷诗意盎然的死亡聚会，其词汇和语调是无以复加的残忍凶悍：流血美景、死亡欢唱、纵情杀戮、暴虐砍斫，嚎叫惨呼，层出不穷，近似于对暴力和死亡的歌颂玩味。然而透过欢畅惬意的表象，我们却感受到一种沉重的暗流涌动……”学生们并非满口溢美之词，他们甚至为该诗提出警醒：“必须警惕，魔幻笔法不是拯救诗歌艺术的万能膏药。过度滥用，将产生审美同化的依赖性，反而丧失创新动力。此外，有些超出读者阅读期待太远的意象组合，可能会损伤阅读者的热情……”他们发言的认真、专业和中肯，令在场许多人印象深刻，且对我的创作也有启发。
我出席过不少文学作品研讨会，许多研讨会是成功的，确实起到了总结提高的作用。但在会上，也常常发现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专家发言：有的匆忙赶会，书都没看，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有的临阵翻书，现场找词儿，竟也振振有词；有的书倒是看了，却热衷于编织自己的理论花篮，不管是什么作品，都从自己的理论出发，生搬硬套，临时抓来当例子，忽视了对作品本体的研究与阐述；有的专家不愿得罪人，不敢展开批评说真话，便借题发挥，纵论时政，令人莫名其妙。
一位资深的评论家告诉我：一次开研讨会，某外地专家准备了厚实的发言稿，但排名靠后，轮到发言时只给了三分钟。而率先在前边发言的“权威”，且不说没有时间限制，而且也并没有认真准备啊，说出话来漏洞百出，显然没有研读原作。两相比较，话语权的份额，被所谓的“权威”过多地垄断，而许多有才华见识的草根却鲜见能发出声音，令人对现在所谓的研讨会不敢恭维。
延安大学举办的研讨会，让我深受震撼。从领导、学者到老师，有意压减发言时间，把话语权交给本科生、研究生们，让他们横谈纵议，一展才华；特聘专家最后点评，让学生知无不言、畅所欲言、淋漓尽致、意气快哉。而学生们的发言角度各不相同，却各有真知灼见、理论剖析，让我这个被评论者心悦诚服；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成功之处讲得头头是道，不足之处说得明明白白——既无讨好之心，又无伤人之意，真诚研讨，泾渭分明，清廉之至！有位同学告诉我：“我把你的长诗看了快一百遍了。”这还怕看不到作品的得失之处吗？我想，如果研讨会都能做到把话语权交给这些反复读作品、认真做研究的草根，如果全国各地的大学都能像延安大学文学院这样，真正地研究与批评，把人文教育的“软实力”充分调动出来，那么纯粹的文艺批评就不愁开展不起来，而且也能打破话语霸权，让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发出自己的声音。（王久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