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争议 会做人的太多，会做事的很少
记者：其实在小说《张居正》出版之后，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争论，反对的一方认为你太过美化张居正，他固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改革家，但他所使用的一些不光彩的权谋手段也不可忽视，不能因他的功绩而抹去他人性上的污点。
熊召政：中国人对人物的评判从来都是道德至上，我不是说这样不好，一定要改掉，我的意思是如果仅仅从道德层面来谈问题，很多问题都会是一事无成。我的褒贬一定是有历史根据的，而不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张居正》里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循吏和清流这两种官员在官场的作用。清流就是坐而论道，让他具体去干一件事他却招数不多，但说起来头头是道；循吏呢？他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首先不做道德上的判断，而是想着如何把事情做成。
张居正的父亲死了，在明代得辞官，回到老家在父亲的坟头上搭一个茅草棚子守孝三年。但是他要留在朝廷里面继续从政。这在整个明代也是牵扯到忠孝的一个大的思想范畴。改革正在攻坚的阶段，怎么能允许一个改革的总工程师回家去蹲三年茅棚？因此他放弃守制。他的做法就是循吏。我提炼出这一个观点，它可能同我们流行的一些哲学、一些文化的观念有冲突。但事实上清流是做不成大事的，就像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失败，就因为他过于清流，缺乏政治家的变通。一事无成的好人不会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好处。
因为有着这样的想法，在写作的时候才做了这样的规划。
记者：也就是说，您认为张居正在道德评判方面的高低可以不予计较，关键是他为国家做了什么事。
熊召政：对。他这个人把做事放在做人前面。有这样一种说法，先把人做好，才能把事做好；还有一种说法，如果想做好人，就干不成好事。就我对社会的了解发现，做人与做事往往无法兼顾，又想做好人，又想做好事，几乎不可能。
现在我们社会的问题就是会做人的太多，会做事的人很少。
记者：说到做人与做事，近几年外界对作家的生存状况十分关注，你认为一些作家无法靠文字维持生计，是做人和做事的问题吗？
熊召政：文人身无长技，惟作文而已。选择了这条道路，一定要遵从时代的发展。作家不能向市场妥协，还要引导读者接受美学。现在很多作家是在编故事，编故事谁都会，其实谁也不会。中国现代的小说不好看，故事很差，还不如古人，故事叙述的能力在不断弱化，这是非常恐怖的。
文/本报记者赵丽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