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吴简中有“建安二十五年”、“建安二十六年”和“建安二十七年”这样的纪年简。最初我们认为，这说明孙权在曹丕代汉以后，表面遵奉曹魏正朔，实则仍旧奉行建安纪年[1]。这个观点，是可以得到文献证实的。《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有韦昭撰《洞纪》四卷，称“记庖牺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于此条下曰:“按建安尽于二十五年，此称二十七年者，以接吴黄武改元之岁也。……吴未改元之前，仍称建安之号，故是书止于二十七年。”此外，许嵩《建康实录》卷一，于建安二十五年条下，也说:“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权江东犹称建安。”许嵩述江东事，孙权建号黄武以前，皆以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纪年。许嵩错误地把这几年的时间多算了一年，非常混乱，但是他关于江东奉行建安年号的说法总是很明确的。
以上的材料，足以佐成我们最初的观点。可是，接触了一些三国时代吴国铜镜铭辞的资料之后，我对于早先的意见产生了怀疑，转而相信孙吴未曾在公元220年-222年之间，坚持奉行建安年号，而是亦步亦趋地遵奉了北方的延康和黄初年号，直到黄初三年（222）十月。走马楼吴简中的建安纪年简，都是黄武以后追述前事时所写的，用延长建安年号的办法来遮掩孙吴尊奉曹魏法统的历史。文献中建安二十七年一类的记载，属于同样情况。下面略作申论。
较早著录纪年吴镜的研究者，当推日本的梅原末治，其《绍兴古镜聚英》（1939）和《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1942）两书，著录了相当数量的三国铜镜，其中大多是孙吴制作的。1949年以后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吴镜也很多，其中湖北鄂城出土比较集中，1986年出版的《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收录最为丰富。这些传世及出土的吴镜铭辞中，往往含有汉末三国的年号，其中涉及汉献帝的最后一个年号“延康”和魏文帝曹丕的年号“黄初”。这与文献中所说的孙吴不奉曹魏年号的说法，是恰相矛盾的。
最早注意这个问题的是王仲殊先生，他在《“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一文中，对传世与出土的纪年吴镜作了全面考察，共列举黄初纪年镜8枚，其中黄初二年镜3枚，黄初三年镜2枚，黄初四年镜3枚[2]。此外，王仲殊先生还提到日本东京五岛美术馆收藏的延康元年纪年镜一枚。这样，就从时间顺序上把孙吴尊奉曹魏的历史衔接了起来。王仲殊先生前举文中所条列的有关吴镜包括:
1．延康元年镜二枚，分别藏日本东京五岛美术馆和京都泉屋博古馆。前者铭辞为:“延康元年十月三日，吾作明竟，幽湅三商，买者富贵番昌，高迁三公九卿十二大夫，吉。”案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死，曹丕嗣丞相、魏王，三月改元延康。这时孙权新得荆州，刘备的军事报复迫在眉睫，孙权屈意媚事北方，不可能拒绝延康年号。现存的延康纪年吴镜，是一个重要的证据。第二枚延康纪年镜的铭辞，提到“延康元年二月辛丑朔十二日壬子”，月朔不合，王仲殊先生认为，有可能元年为二年的误刻。案《三国志》所载，汉魏禅代之后，直到黄初二年八月，魏吴之间才建立正式的称藩关系。也许从这时开始，孙吴才奉行黄初年号，而此前，则坚持延康年号。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王仲殊先生的元年镜本当为二年镜的说法，就是可以成立的。古镜刻銘中普遍存在着月朔干支混乱不合的情况[3]，其成因除了王仲殊先生所说的追求吉月吉日以外[4]，还可能与铸镜时套用旧范（母范）有关，在旧范刻銘中仅仅改动年号，就造成月朔干支的抵牾。
2．黄初二年镜三枚，一藏日本，二藏湖北鄂州博物馆。后两枚系湖北鄂城出土，出土的时间、地点不同[5]，但是大小、形制、图纹及铭辞完全相同，王仲殊先生认为是“同范镜”。铭辞曰:“黄初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廿七日癸巳，扬州会稽山阴师唐豫命作镜，大六寸，清冐，服者高迁，秩公美，宜侯王，子孙番昌。”两镜之中，出土于五里墩14号墓者，钮上刻有“上大将军校尉李周镜”字样，王仲殊先生认为这是黄龙以后加刻的，上大将军可能指陆逊。可是孙吴担任过上大将军而又活动于上游的，还有吕岱和施绩，所以这个李周所属的上大将军，还有可能指吕岱或施绩。
3．黄初三年镜二枚，一藏瑞典斯德哥尔摩国立博物馆，一自我国绍兴流入日本，亦属“同范镜”。铭辞曰:“黄初三年，师卜德□合作明金镜，五柬□□，服者侯王，益其女□令。”王仲殊先生认为铸镜日期应在黄初三年十月以前。
4．黄初四年镜三枚，二藏日本，出土地点不明；一藏鄂州博物馆，1970年出土于鄂城鄂钢630工地。王仲殊先生认为这三枚是“同范镜”，但是前两枚铭辞释读有纷歧，鄂城出土者铭文残泐，据《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释文作“□□四年五月丙午朔十四日……”[6]。而王仲殊先生据日藏两镜径以为所缺年号为“黄初”，并解释说:“镜从鄂城吴墓中出土，铭辞中又明记为‘会稽师’所作，故应为吴镜无疑。《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孙权传记孙权虽于黄初三年十月抗魏而自立年号，改元‘黄武’，但不久又与魏文帝通好，至后年乃绝，故镜铭中有‘黄初四年’的纪年，这是不足为怪的。”[7]可是，“黄初四年五月丙午朔”，与史实不合。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黄初四年（黄武二年）五月应当是戊子朔，从黄武二年开始弃用四分历、改行乾象历的孙吴，黄武四年的五月，恰好是丙午朔。所以我认为，鄂城所出镜，铭辞中所缺年号不是“黄初”，而是“黄武”。日藏两镜，未必与鄂城出土者为同范镜，即使是同范镜，或即使为孙吴所铸，其铭辞的释读也存在问题，不足为据。
《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收出土纪年六朝镜十六枚，收建安纪年镜五枚，其中并无建安二十五至二十七年的纪年，属于这一时期的，只见两枚黄初二年镜。这是出土于吴墓、由吴人生产并且也由吴人使用的铜镜，并非专为北方生产而不得已使用黄初年号。因此，认为黄初年号确曾行用于吴地，应当是有依据的。
王士伦在《绍兴的古代铜镜》一文中[8]，介绍日人梅原末治编《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所载一枚绍兴出土的重列神兽镜，有“建安廿五年十月辛卯朔四日……郑豫作”铭文。可是纪年的月朔是错误的，建安廿五年十月应该是癸卯朔，而建安廿二年十月才是辛卯朔，二五易致混淆。我认为“廿五年”是“廿二年”的误释，而王士伦文章中还举出梅原末治编《绍兴古镜聚英》一书，也录有同地出土的“建安廿二年十月辛卯朔四日甲申郑豫作”的重列神兽镜（案辛卯朔，则四日当为甲午，疑释文误）。我认为这两枚铜镜是“同范镜”，日期和形制完全一致，铭文也应当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