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朝着当下文坛、影视圈一阵吼，立刻产生了很大的回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是一块空洞。这些天他不知疲倦地畅所欲言，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大家从中看到的，是他的高调复出，是他的汪洋恣肆，是被他的机关枪击中者的沉默和难堪，而我认为，其中最大的意义，是他骂出了中国当下文化的真实状况。一个人要想保持本色并不容易，而王朔做到了。多年不见，突然出来了，还依然故我，嘲笑权贵，瓦解崇高，鄙视精英，调侃自己。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攻击的对象更加具体了，早先是一个体系，一种现象，一种氛围，后来是鲁迅和金庸这样的被推上祭坛摆着的人物，现在都落实到正在蝇营狗苟着的活生生的人了。从逻辑上说，一个人长期不变有两种结果：如果时代变得更好了，那么他就过时了，再出来这么嚷嚷就显得老妖怪了；如果这些声音还正合时宜甚至犹如久旱逢甘霖，得到围观和喝彩，那么只能说明这个时代没有进步甚至变坏了——至少文坛和影视圈疑似如此。王朔先知先觉似的，或者私人恩怨似的，对十多年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颇不以为然。但是，当年的确有很多人被这个话题打动了，认为十分严肃而且十分紧迫。大家都觉得，光搞痞子文学肯定不行，骂骂咧咧的没有什么价值，咱们一定要参与时代的建设，搞一点理性的深情的厚重的东西。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人文精神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王晓明曾经有一个总结，大意是说，那个讨论的基础是，当时的中国文化非常糟糕，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知识分子不健康，人格萎缩、批判精神缺失、艺术创造力贫乏，等等。其实，今天公众对文坛和影视圈的评价不更是如此吗？王朔这几天所骂、公众所回应的基础，不正是当下的“中国文化非常糟糕”吗？在此讨论前后，我们也经历了文化重建、国学热、新左的焦虑、儒学的复兴、国产大片的出现，以至媒体自身对批评报道和平民态度的反省，要办理性建设性的报纸。所有这一切，回头一看，公众难免有被忽悠的感觉。大师出了一批又一批，大作出了一本又一本，大片做了一部又一部，但是能让人服气的东西却越来越少，甚至连真诚坦率的人都越来越少，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文化精英们一边装高贵，一边下作地掏老百姓的钱包。作家王朔成了批评家，和他的作品一样，他的话也没什么“建设性”，那些金刚经什么的也就是一点个人感受。但是，和他的作品一样，这些话再一次证明了，批评性就是建设性，其价值甚至远远大过一些装孙子的建设性。他说的一些东西，也就是一些常识，比如“电影电影无聊，电视剧电视剧不像个东西；娱乐节目傻死了，打扮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时尚是多土的一个事”，比如80后没有作品，比如余秋雨装高贵、张艺谋会装修等等。正是这些常识，这么多年来被大师们装修得或金碧辉煌，或精灵古怪，弄得大家都不认识或者不敢相认了。王朔之所以能够这样骂，骂得这样有力量，也是因为他这些年基本上没有利用名气和地位忽悠大家，除了一点“与你们无关”的个人私事之外，没听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不是每个文化大师都可以做得到的，也是被骂的人不敢回应的原因。即使不好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也是人格上一个巨大的空洞。非常希望这些空洞有一天能够填实了，就算再来一百个王朔，使出狮吼功夫，也将不再有什么回响。作者：长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