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以鑫
夏衍说过，假如要改编的原著是经典，那么，改编者无论如何总得忠实于原著，即使是细节的增删、改动，也不该越位以致损伤原著的主题思想和独特风格。文学名著当然可以改编，而且可以有一代代人的改编，但首先要有敬畏心。戏说胡编乱改，是对名著的根本性伤害，是一种亵渎
新版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刚在几家电视台播放，便引来大量“拍砖”，对其中的人物塑造尤其是几个女性人物的“重新诠释”，对偏离于原著的情节改动，质疑颇多；观众还揭出了为数不少的“穿帮”镜头，以及“关公战秦琼”式的乱引诗词。
所有的质疑，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改编文学名著，有没有敬畏之心。
名著改编影视剧有三种模式
从电影问世，严格地讲，是从故事片问世起，就有了对文学名著的改编。史载，西方第一部由文学作品改编的故事片是1902年法国的《月球旅行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拍摄于1905年，当时还是黑白、无声片，拍的是一出京戏《定军山》，虽然影片并无剧本，但被摄入镜头的京戏《定军山》，其故事改编自《三国演义》。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佳作中，不少是文学名著改编。电影理论家夏衍先生特别重视改编，写有《杂谈改编》、《漫谈改编》等专著，他更身体力行，改编了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等。上世纪80年代，银幕上有了更多的文学名著改编，包括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等；而随着电视普及，《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以及《围城》等等，相继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
直到今天，美国好莱坞将近一半的故事片，都是文学作品的改编。电影理论家杰·瓦格纳在《小说与电影》中将众多的改编概括为三种模式：“移植式”、“注释式”和“近似式”。通俗地讲，就是照搬、集中和接近。后来，又有人把电影改编归结为“忠实派”、“自由派”和“媒介派”。这两种概括大致相同，是影视剧改编的常用方法。
可以挖掘作品的合理内核
电影史上，黑泽明对《罗生门》的改编是一个话题。原先小说强调的主题是“人是不可信赖的”，而黑泽明质疑，对《罗生门》作了新的解释。夏衍在电影《祝福》中，也增加了祥林嫂万念俱灰用柴刀猛砍土地庙门槛的一连串动作。这样的改编，在文学界和电影界都有不同看法和争议。但不管怎么说，观众和读者对改编者良好的用心和严肃的态度还是认可的，那就是试图用今天的认识和眼光重新解读过去的作品，或者说挖掘以往作品的合理内核。也许，这就是上述3种模式中的“近似式”。
夏衍说过，假如要改编的原著是经典，那么，改编者无论如何总得忠实于原著，即使是细节的增删、改动，也不该越位以致损伤原著的主题思想和独特风格。
我以为，在改编中，对原著的敬畏是第一位的。因为正是有了优秀的原著，才会有影视剧改编。
“戏说”“鬼说”“胡说”是亵渎
但是近年来，改编走上了歧途。有人就是要为潘金莲、孙二娘、女妖之类翻案，以此迎合招徕某些观众。一部《三国》，竟然被改成了围绕几个美女的纠缠，所谓“铜雀春深锁二乔”真的成了一次次大战的缘由；而“红楼梦”大观园里的一钗又一钗，个个被改写得如“聊斋”中的女狐，能飞快穿堂越室，还有妖风配上鬼叫——文学名著遭遇了“戏说”、“鬼说”、“胡说”。
文学名著改编为影视剧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向青少年普及，并由此吸引他们阅读原著。很难设想，看了这样莫名其妙、千奇百怪的改编，会给青少年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如此胡乱改编，原因很多，也许是为了票房或者收视率，也许是有些编导刻意搞怪，借此“扬名立万”——搞怪而遭骂，如今也是“出名”的一个途径。
文学名著当然可以改编，而且可以有一代代人的改编，但首先要有敬畏心。戏说胡编乱改，是对名著的根本性伤害，是一种亵渎。
就拿正在播放的新版《水浒传》来说，看得出编导处于忠于原著和“搞点新意思”的两难之中。宋江被逼怒杀阎婆惜……让人喷饭的是，阎婆惜竟然奄奄一息之时仍情意绵绵，对宋江说了句“你快走吧”。武松打虎，那是经典故事，可新版却让武松抄起刀“杀”了老虎。原著渲染武松喝醉酒，在醉眼朦胧中挥拳猛揍老虎，而据说，有关方面怕青少年看了灌酒画面会想入非非，所以改了——某些人的想象力是不是太丰富了？
新版《水浒传》还刻意表现宋江的“领袖”风貌、气度和神韵。其实鲁迅早就讲过，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我以为，这才是《水浒传》的本质。宋江，终究还是一个奴才。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