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评论王安石变法的很多，而易中天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对该事件的评论是颇为新颖的，值得关注和思考。
易中天对王安石还是挺赞赏的，他认为王安石“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有热情又有头脑的改革者之一”。王安石为了改革，殚精竭虑恪尽职守，身心交瘁，众叛亲离，连爱子的性命也搭上了。王安石觉得，变法的事他和神宗帝讨论了两年多，算是考虑得很完善了，而且，在他看来，新法利国利民，他是万万没有想到变法会失败的。可是，保守派执政以后，新法接连被废，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当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时，王安石感到大势已去，已无可挽回，一个月后，王安石便忧病而死。
自信而坦荡的政治家经常对政坛局势的估计过分乐观，连王安石这样有政治头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有时也会忽视了政坛的暗礁、险浪，到最后因失败而遗憾、感慨。
在易中天看来，“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过得硬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乌台诗案”发，已辞官的王安石还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反倒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卧病在床的司马光知王安石去世后，还建议朝廷厚加赠恤。作为政敌，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后写诗给他，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也高度评价王安石，称其为“希世之异人”，说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所以，在当时，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在于“政策”，本来与道德无关，但是，却有一些道德不怎样的人，把争论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上。易中天列出了一些人对王的道德攻击：早在变法之初，御史中丞（相当于部长级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吕诲就曾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御史（监察部干部）刘琦等人则指斥负责实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是“小人”。谴责后来发展为人身攻击，如被认为是苏洵所写的《辨奸论》，指桑骂槐地说有人（实指王安石）嘴上讲孔子的话，干的却是伯夷叔齐的事。
当然，改革方也攻击司马光是“外托劘上（直言谏诤）之名，内怀附下（收买人心）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这等于说司马光两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马。在激烈争斗的过程中，双方都被对方看成是恶人，王安石等被说成“大奸大恶”而且“人神共愤”，改革派（韩绛、吕惠卿等）被称作“熙丰小人”（熙宁和元丰都是王安石当朝时的年号）；而司马光等人在失势以后也被说成是“元祐奸党”（元祐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的年号），而且人数众多。
我们很难理解，当两派因政见不同而团体争斗时，双方人物似乎都成了“恶人”、“小人”，而这些政坛上针锋相对的大人物在私下交往时，又能相知相惜，当对方遇到麻烦时，有时甚至能携手相助。当时的政治论争，离不开道德但又超越了道德。
易中天认为，北宋时期，形成了一个堪称“精神贵族”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同样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同是优秀的人才，惺惺相惜，因敬畏学术而敬重对方。而“一个有着自己独特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然而，“一旦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不再是精神贵族，并由此产生道德的堕落，政治文明就会成为稀有之物。”宋代的体制不可能为政治文明提供一个制度平台。当时没有共和制度，不可能王安石上台，司马光在野相助，也不可能司马光执政，王安石来善意监督，所以，当时关于变法的两派争论、争斗也只能是既在道德层面上互相攻击，又超越了道德分歧而在政策上角逐，其实，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既非如反对派所说是因为“小人乱政”，也非如改革派所说是因为“小人坏法”，而是因为缺少相应的制度平台和文化环境。
王安石新法的本意，是要“公私两利”的，但这在当时的体制下是办不到的，例如，“青苗法”、“市易法”和“均输法”其本质都是要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目的在于抑制富户奸商趁机牟取暴利，由官府来控制市场，防止物价的太大波动。这用意当然是很好的。但是，这样一来，控制市场的官府机构，如“发运使衙门”等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政府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如，推行青苗法是衙门做银行；推行市易法是衙门做商店，兼做银行；“市易司”不但做买卖，还兼做贷款。可见，王安石的办法不仅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且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在管理者又是监督者的情况下，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官商”自然就滋生出来了。当时的“国企”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没有回扣不买（非贿不行），很自然，官方采购就贵于民间采购。朝廷下派的官员，表面上是在“抑制物价”，实际上是在从中渔利，中饱私囊。
易中天认为这是“变法”的教训之一。我们认为，在官本位的时代，监督机制没有独立的权力，出发点很好的“公私两利”，而最终只能是更可怕的“中饱私囊”。
“变法”的教训之二在于，宋神宗靠王安石新法富国强兵，32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又再造库房堆积。国看起来是“富”了，但由“税收”所得来的银钱、实物，取之于民，却未必能用之于民，甚至未必能够用之于朝廷。不仅宋朝，其它朝代也一样，如西汉景帝末年，朝廷所藏的铜钱，积累到几百万万，串钱的绳子腐烂，散钱遍地无人收拾。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累积，无处堆放，只好任其霉变。在没有竞争性的商业银行和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的条件下，农业帝国时的“家天下”是不可能为民众来处理“税收”，无论是被污称为是“熙丰小人”的改革派，还是被指责为“元祐奸党”的保守派，都是君王的奴仆，不可能像朝野两党轮流坐庄、互相监督的共和制度一样，去监督理财机制，更不可能有“人民代表”来问责官员的“国企”经营状况，所以，在当时，变法措施的失败是必然的。
其实，王安石、司马光等在争斗中同归于尽了，而大宋王朝不久也彻底走向衰败，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公元1085年和1086年）没多久，“靖康之难”（公元1127年初）发生了，“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再后来，北宋两帝成了金人的俘虏。自从南宋统治者逃到临安后，后人就一直在思考着熙宁变法的得与失，思考着王安石改革的经验教训。
以前，本文博主和易中天教授同在厦门大学教美学，有时在一起谈话，更多的是谈美学方面的，而在阅读易中天的论著，特别是阅读他的《帝国的惆怅》时，却发现了很多蕴含在历史评论中的深刻见解，颇受启发。(文城 中国网专家博客文章 原题：《有感于易中天论王安石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