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就流行一种说法：“文人相轻”是一般规律，“文人相亲”是套话，多半会在开文代会的时候被拿来做祝词。特别是当今文坛，简直像个“骂坛”。如“80后”骂“80前”，顺便捎带上整个文坛，从公开见诸报端的标题可见其激烈程度：《文坛算个屁，谁都别装X》；还有著名的“粗口事件”，骂起来也是“畜生”、“屁眼”的全上。这是国内对骂，还有国际间对骂，如一德国汉学家骂中国文学是“垃圾”，回应者骂他是吃垃圾的“屎壳郎”。因为他是汉学家，吃的恰巧就是中国文学，倘若中国文学是垃圾，他可不就成了吃垃圾的吗？最近阎崇年先生甚至被打耳光……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挑起是非者，更是是非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似乎对中国文坛是不骂白不骂，骂了还不白骂。比如那位汉学家，在他的“垃圾论”出笼前，有多少人知道他？一开骂便声名大振。如果还以“捡破烂的”来比喻，那可算是捡着金元宝了。
于是当今文坛便出现了一个怪现状：并没有因骂声多、骂声高而冷清，相反是被骂走的人微乎其微，不断进来的人很多。文坛越骂越热闹，越骂越拥挤。文坛成了一碗肉，五花三层，肥瘦全有。以前有俗语说“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现在是端着碗边吃肉边骂娘。这也看出，当今文坛有一种散漫的强大。松拉呱唧，老说“被边缘化了”，可谁要真想“消化掉”它，却没有那么容易。这不免让一些老实巴交的人起疑：文坛有清静的时候吗？古今中外可曾真有过“文人相亲”的时候？
其实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相亲”的佳话很多。古代文人雅士流行相互唱和，那是一种风雅，更是一种友谊、一种相互欣赏。如耳熟能详的李白与杜甫两位“诗仙”、“诗圣”间的友谊，就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珍贵的一页”。李白想杜甫了就又是“寄”(《沙丘城下寄杜甫》)又是“送”(《鲁郡东石门送杜甫》)：“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杜甫则有《春日忆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名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甚至称李白的诗能“惊风雨”、“泣鬼神”。后来还有苏东坡对杜牧的激赏，袁宏道对徐渭的推崇，等等。
世界文学史上也一样，如19世纪是俄罗斯文学的高峰状态，就有许多“文人相亲”的佳话。1855年深秋，托尔斯泰从塞瓦斯托波尔的现役部队来到圣彼得堡，将行囊往旅馆里一丢，立刻去拜访屠格涅夫。在这之前，他读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并称这样的阅读是一种“智慧体操”。屠格涅夫也读了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童年》，由衷地称赞不已。后来托尔斯泰在给姐姐的信中这样描述那次会面：“我跟他使尽全力地亲吻，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青年时期的托尔斯泰，在争论中容易走极端，口不择言，用词过于尖刻和激烈，常常使对方陷于窘境，为此曾激怒了《现代人》杂志的合作者隆吉诺夫，两人要决斗。多亏《现代人》的主编、当时已是大家的涅克拉索夫，从中大力斡旋，最终化解了一场死亡。若依照现代人幸灾乐祸的习性，看着火时嫌火烧得小，看打架时嫌架打得小，乐不得让那场决斗快点进行，不光有热闹好看，而且无论谁死了都少了一个争稿费的。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普希金，38岁时死于决斗；被寄予厚望最有可能接替普希金的天才莱蒙托夫，也是因决斗在27岁时就身亡了。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1901年托尔斯泰患了重病，同是大作家的契诃夫公开写道：“我真害怕托尔斯泰会死去。如果他真的死了，我的生命就会变成一片空白，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像爱他那样……他的活动证明，文学没有辜负人们寄予的期待和热望。”这是赤诚的敬重和友爱。同样也是优秀的文学大师的阿·托尔斯泰，不仅不妒忌列夫·托尔斯泰，反而称赞他的作品“是每一个作家必读的百科全书”。
再看看现在的作家会服谁呢？即便是对托尔斯泰也不会说出让自己显得低的话。现代人太过聪明，太会说话了，不管怎么绕来绕去，也不会说让别人觉出自己不如人的话。而表面的自傲或辞令上的虚饰，恰恰暴露了内心的一种不自信。
当然，现代文坛上的好话也很多，甚至也像对骂一样多过任何一个时代。但那多是在作品研讨会上，或是在花钱购买的版面上。发出的红包和收获的好话成正比。逢到需要说好话时，可以看得出文人们煞费心思，调动聪明才智努力把好话说得像真话，既要得体，还要花样翻新。只是缺少一种由衷的喜悦或钦敬。这并不是说现代文人间没有真正的友谊，这种友谊往往被当做隐私保护，难得能成为佳话流传开来。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常有人抱怨当代文坛缺少“大作家”，是由于相互骂得太多，抑或还骂得不够？是在这样的风气中难以出现“大作家”，还是因为缺少大家才会有这样的骂风弥漫？而文学史上记录的，越是大作家越容易“相亲”，惺惺相惜嘛。而“文人相亲”，又往往成为文学繁荣的标志，或前兆。(蒋子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