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使儒家文化面临灭顶之灾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思想文化分水岭，代表着现代进步、科学、民主的价值思想彻底击溃了“保守、落后”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对于儒家文化和汉字的攻击，基本上是继承晚清西方传教士的论点。晚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已不再像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那样对儒家文化充满仰慕之情，他们来中国的唯一目的就是将被视为欧洲现代文明基础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
甲午战争之后，欧洲传教士认为中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没有改变传统。传教士把宗教跟西方兴盛视为一个因果关系的观点影响了晚清的士人如康有为，他就认为中国有必要把儒家思想变成国家的宗教。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建立共和政府的努力一再受到挫折，从袁世凯的恢复帝制到张勋复辟，中国人觉得守旧的传统文化是如此的根深蒂固，阻碍了现代国家的建立。于是在打倒孔家店、声讨吃人的礼教的声音之下，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扬弃。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以前，儒家文化存在的三种社会形态都受到猛烈的攻击。受到最大批判和攻击的是“儒家伦理”和“儒教习俗”。陈独秀认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尤其是家族观念中的“孝”与西方民主制度所强调的个人自由是相阻的。其他的文学家透过小说、文章攻击礼教、家族对个人自由的拘束，如鲁迅“吃人的礼教”。儒家经籍更被用作攻击儒家所重视的上古时代的圣王。顾颉刚、钱玄同等怀疑经籍里所记录的古史是后世伪造的，《古史辩》的疑古学者努力对儒家文化所建立的历史和文献根据大肆攻击。在胡适、钱玄同等人全盘西化的呼声里，儒家文化在思想界面临灭绝的命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科学、玄学之争，只是那些维护儒家文化传统的学者们无力的最后抵抗。
儒教习俗仍然强大而深广
尽管儒学研究和儒家伦理两种形态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受到攻击和扬弃，但儒教习俗的存在比学者在报章、学术期刊上的口诛笔伐来得强大而深广。如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家族制度，尽管吴虞、鲁迅等人攻击家族制度和礼教规范在文化生产的场域里取得了胜利，但在广大的社会生活里，宗族和由宗族而衍生的家族意识、礼法观念在很多地区一直维持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仍有不少人在从事族谱的编修。在广东仍然有宗族在祠堂举行活动。而慎宗追远的祭祖习俗，虽祭祖礼俗历代不同，也有地域的差异，但“孝”与祭祖的价值观念和习俗从没有消失过。“孝”，在每一个华人家庭里长大的人心里扎了根，成为各种感情中分量最重的一种精神力量。有些学者认为“孝”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美德，未必就专指儒家道德”。这里要特别加以指出的是，人类任何情感的产生和表达方式都不是自然的，是因历史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差异。基督教旧约圣经的十诫，其中也有诫命要求子女顺从父母。但从基督教整体的教义来说，个人对神、对上帝的爱必须要超越对父母的爱，这与儒家文化的“孝”迥异。
儒教习俗作为一种习惯，一种风俗在海内外继续存在。但大多数人对其思想价值来源缺乏知识层面上的认识，这种行为与思想上的断裂是非常严重的。当代儒家文化复兴的意义就在于儒家伦理开始被重新审视和讨论。当代学者们讨论的重点不是应不应该复兴儒家文化，以及儒家文化是否能与现代社会接轨，而是辩论如何把儒家伦理作为引导政府政策，改变社会行为的理论根据。他们争论的问题是恢复儒家文化的哪些观念、哪些价值，以及如何推行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