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近年来提出了提高执政能力的课题，如何提高执政能力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但其中一个方面当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重建。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意识形态可以说是“软力量”，如果没有这种软力量，就会出现执政成本高、效率低的情况。 19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带来了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了确立市场经济的地位，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政策。但在“不争论”的背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很快在中国崛起，那就是经济主义，就是不惜一切手段对财富的追求。 经济主义很快促使中国社会从一个基于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国家管治方式的主体也从意识形态转型为物质利益手段。客观地说，从意识形态（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治国转型到利益治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一旦经济主义和物质利益走过了头，很多问题就出现了。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再存在一个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物质利益成为最重要的社会乃至政治准则。没有了超越于物质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社会整体道德急剧衰落。加上法制的不健全，各个社会政治角色之间（如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几乎不复存在。政府官员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物质利益衡量一切的情况下，官员之间很难达成思想共识。对官员个体而言，经济主义很容易为其腐败提供合法的论证。对一些官员来说，以什么手段获取物质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再者，意识形态的缺失也导致了各级政府间难以达成政策共识。地方官员政策执行不力，甚至公然抵制中央政府的政策，这和意识形态的贫乏有很大的关联。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意识形态重建的重要性。中共十六大以来，意识形态复兴的努力表现得更为明显，有关方面正努力构建一个以“和谐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 从本质上说，中国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重建意识形态，而是如何重建意识形态。如何重建意识形态是较如何发展经济更为困难的问题，也是更严峻的挑战。近年来，有关部门作了很多努力，力图复兴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容易。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批判和革命哲学，而非发展和建设哲学。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改造成为一种发展和建设哲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也有很多人试图构造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其说是政府提倡所致，倒不如说是中国崛起的客观结果。但从内外环境说，民族主义很难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时代，过度的民族主义就会催生大国沙文主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汉族民族主义还是少数民族民族主义都要不得。 那么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呢？中国社会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传统儒家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尤其是全球化已经掏空了传统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在很多方面，如对非制度化的人治的强调、愚忠、愚民、歧视妇女等等公共政策方面，人们看不到儒家文化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可以说，传统儒家可以复兴和提倡，可以作为一种生活和生命的修养，但远非一个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 最近中国有关方面正在讨论核心价值问题。可以把此看成重建意识形态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如何确定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由谁来确定？即使有了核心价值又如何提升到意识形态？作者：郑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