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虎城
11月24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浙江省委在绍兴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会议上强调：要高度重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认真学习运用“枫桥经验”，坚持抓源头、抓苗头、抓基层、抓基础，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
所谓“枫桥经验”，是上世纪60年代初由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形象概括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在目前这个阶段，大张旗鼓地宣传数十年前的“枫桥经验”，主要目的显然在于提醒各地方在新形势下要处理好社会稳定问题，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最佳方法。
这个新形势主要是当前的经济形势波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内经济形势存在下行危险：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倒闭，所带来的不仅是工厂数量减少，更要紧的是失业人数大量增加。而当失业潮和土地纠纷、劳动纠纷等各种纠纷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一旦哪个环节没有处置得当，社会冲突就存在加剧的可能。
放在新形势下来看，固然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中央和各地也纷纷出台救市措施，但具体到不同地方，仍然存在不同困难。这些困难哪怕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只是暂时的，但暂时性困难，特别是失业纠纷和土地纠纷，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造成或大或小的社会冲突。最近一段时间，在出租车行业，先后有重庆、海南三亚、湖北荆州等地出现司机罢运事件，新近广州又出现因一起打人案而引发的出租车司机聚集事件。可以做出基本判断：如果不对某些地方现行出租车管理政策做出合理调整，出租车行业的罢运事件有可能此起彼伏。
在其他领域，则出现了因土地拆迁纠纷导致的甘肃陇南市民冲击市委机关事件、因地铁设计不周而导致的北京宛平万人签名事件等。对这些事件，有的地方政府处理较为平稳，不仅化解了危机，还抬高了政府的公信力；但有的处理仍过于简单、粗暴。尤其是有些事件，虽然依托强制力量使得冲突暂时得以平息，但如不尽快从根源上予以化解，尤其是不给闹事者一个正当利益诉求的通道，不给公众一个全面了解信息和意见表达的渠道，社会情绪仍难以从根本上稳定下来。这无疑更加危险。
面对因经济环境变化而引发的多种社会冲突的苗头，恰如周永康同志所讲的，要抓基层、抓基础，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但这种抓，不能再走以堵为主的老路，在公民权益意识和法治意识逐步上涨的今天，必须改堵为疏。以信访工作为例，由于采取一票否决制，基层干部压力较大，天天提心吊胆，堵截上访民众，其结果是外部看起来风平浪静，内部却激化了矛盾，局部稳定“因小失大”的风险反而加剧了。
在新形势下保稳定，应当思考如何创造新的“枫桥经验”。除了尽可能增加就业机会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释放民众情绪也很关键。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社会冲突是因公民合法权益遭到侵犯而诉求渠道极度不畅引起的。除了保障经济权益之外，还应当保障十七大报告中所强调的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大权利。经济权益是利益舒解渠道，后者则是情绪舒解渠道。当这两方面的舒解渠道都建立起来之后，社会冲突的危险系数必然下降。毕竟，民众还是讲道理的居多。
（作者系《南方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