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王国维留下一纸遗书，自沉于昆明湖底。大师之死，令无数后人费尽疑猜。
新京报：王国维自自沉之日起，便被众多研究者符号化。王国维为什么会被符号化？是其自身经历使然还是研究者另有目的？
傅国涌：王国维是个新旧之间的学者，他有深厚的旧学根底、考据功夫，同时又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哲学、美学、史学观念和方法，他从文学、哲学到甲骨文、考古、蒙古史、西北地理等，横跨人文学科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受到学界的重视，哪怕是对旧学不以为然的新一代学者，如胡适，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在旧学的圈子里，他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
他被符号化，一是他是有大学问的人物，令读书人心服，二是他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动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他被符号化的背后固然有文化的、政治的等方面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最看重的东西，就是气节（或者梁启超说的“清刚之气”）。不管你对他的死作怎么样的解读，这一点都很难被否认。
王国维被符号化实际上从他自沉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到底是他自身的经历还是研究者别有目的所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
新京报：王国维被符号化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其发生机制蕴涵着什么样的问题？
傅国涌：要具体搞清楚王国维符号化的过程，是个专门的问题，我无力回答。我知道，当他自杀后，一方面，从事实上，对他的死因就存在着争议，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他的死出于儿女亲家罗振玉的逼债，在他尸骨未寒的8月7日，就有人在《文学周报》上发表这样的文章。郑孝胥就是持这一看法。同时，不少人包括周作人、浦江清等在内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情感上、理智上乃至哲学上寻求解释，这个解释过程迄今都还没有结束。
以王国维当时的清华同事陈寅恪为例，对他的死因的解释，前后就有三次变化，先是在《挽王静安先生》中明确指出他的死是“殉清”，接着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首次指出他的死是“殉文化”，相隔两年，在为“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写的那篇著名碑文中，进一步解释他“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符号化的过程，这一切已经与王国维本人没有多大关系，而是活着的人们寄托怀抱、投射自身心迹的需要在起作用。
新京报：当我们说王国维被符号化的时候，同时意味着与真实的背离。之前对于王国维的研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傅国涌：对于王国维的死，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站在历史的角度，即便是在他被符号化之后，也还存在着探求历史真实面目的必要，关于王国维之死，近80年来，人们已经写过无数的文章了，这样的文章还会继续做下去。
王国维生在一个转型时代，一生中几次经历易代鼎革，先是辛亥革命，一个绵延数百年的王朝眼看着就倒塌了，对于陌生的共和，他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怀疑，他一直留着辫子，你说他对倒台的清朝有感情也好，你说他别有怀抱也好，说他保守也好、落伍也好，当时在读书人当中他也不是孤立的，他的价值取向和陈三立、沈曾植等人接近，不同的是他的出身算不上前清官员。他把自己托命的文化和一个垮台的王朝捆绑在一起，这背后到底是因为什么？他的见识、眼光和他接触到一些东方文明之外的东西，他的学问中已经引入了许多新因子，为什么他终于超越不了那条小辫子？在王国维研究中，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
新京报：王国维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今天应当如何看待他的学术成就？你认为这次“十大国学大师”评选，是不是将王国维符号化？为什么？
傅国涌：王国维被看作是“国学大师”，有可能和他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有关。即使今天来看，他在几个不同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都是开拓性的，有很多独有的创造，已经不同于此前立足于考据、训诂、注经式的那种旧学问不同，他处于旧学和新学交界点上，是承前启后的学术人物，是不是国学毫不重要。其实，“国学大师”是不可能评选出来的，而是历史自然筛选的结果，这次的评选不过是一种网络和媒体的泡沫，对王国维的学术地位、历史形象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人物还原
没被符号化之前学者王国维的一生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诞生于浙江海宁县城双仁巷的一个中产之家，没有任何预兆，这个孩子后来会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和科举时代的其他人一样，王国维开始读书应试，但是不幸的很，屡应乡试而不中，这让他的父亲王乃誉感到很失望。
戊戌风气变化之际，王国维弃绝科举。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
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作者：张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