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交礼仪》一书的作者、美国《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专栏作家罗宾·亚伯拉罕斯说：“我不知道与50年、100年或200年前相比，今天的人们是否更加粗鲁无礼。但毫无疑问，现代人的粗鲁具有其独特性。”
不知不觉，我们的身边突然变得火药味十足。在微博上，几乎每个人都挨过骂，每个人也都骂过人。网友们创造了无数新颖的泄愤方式，公共人物一个不太严谨的表态，瞬间就能招来数万个脏字。
戾气，甚至已成为世界性现象。今年2月号的美国《读者文摘》上，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我认为这个世界的礼仪水准正以高山滑雪速降的姿态迅速坠落。”
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说话？是什么让我们变得粗鲁？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学者高巍先生。
应深入检讨历史
北京晨报：缺乏礼貌，张口便骂人，这已成今天网络世界的公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高巍：对于礼貌的丧失，中国和国外的情况不一样，两者环境不同，没法比较。其实，我们的不礼貌不仅体现在网络上，生活中行为粗鲁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历史上，我们是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发展成今天这样，与1919年以来的社会思潮相关，“五四运动”后，“砸烂孔家店”长期占据着主流话语地位，这标志着，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
北京晨报：为何要全面否定传统？
高巍：一方面，在现代化的挑战下，儒家学说已无法发挥原有的作用，其负面的东西显现了出来，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确实体现出一定优势。于是，我们后来的指导思想就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对传统文化肆意摧残，以“破四旧”为最高峰，其结果是几代人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甚至连边儿都没沾过，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将太多好的东西也给否定了。
否定过去会重蹈覆辙
北京晨报：传统面向的是旧的时代，就算保留下来，能适应当下吗？
高巍：保持传统的价值在于，我们本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思考，可我们却把这个肩膀拆掉了，所以我们总是站在原地，许多古人遇到的问题，今天依然要重新思考，依然找不到解决方案，这就影响了我们进步的速度。打个比方，汉代应劭写过一本政论书籍，叫《风俗演义》，认为官员应对地方文明状况负主要责任，考察一个官员是否称职，就要看当地文明进步程度，以此敦促官员更加重视教化的工作。为什么应劭不提倡用GDP来考核官员呢？因为他已经认识到，经济是为人服务的，只重视经济，就有可能鼓励人们破坏生态环境，甚至伤害道德基础，这是舍本逐末。像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不是同样遇到了吗？可这样的风险，为什么我们不能提早预防呢？为什么直到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才做出反应呢？这说明，否定过去，我们就会重蹈覆辙。
道德训练是系统工程
北京晨报：近代以来，我们一直试图重建道德体系，但至今也不能说大功告成，为什么？
高巍：因为没有回到生活层面，这离人们确实有点远。道德需要价值观的根基，但必须在生活中有所反映。以古代为例，从开始识字，就要背《三字经》、《弟子规》、《女儿经》等，这是基础的道德训练，长大了，在家庭生活中要讲孝悌，在社会中要尊老爱幼，甚至休闲听京剧、看小说，里面也都是忠孝仁义的内容，总之，从小到大，生活在一个道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就会潜移默化地在心中形成道德底线。你看古代谏官，明知道提意见会被杀头，却毫无惧色、慷慨赴死，这就是从小教育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既然吃了这碗饭，就只能尽责，没有其他的选择。
教化为何会失败
北京晨报：这样完善的道德训练体系，为何后来失败了呢？
高巍：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孔子所提倡的道德，是为官本位社会服务的，建立在对身份地位高度重视的基础上，一个人，对上级和对下级的话语规范完全不同，从根本上看不平等，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总之，传统社会的礼仪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仅仅是为了维持尊卑秩序，这就留下了隐患。其次，在官本位的社会中，如果能坚持道德规范，教化持续的时间就会相对长一些，否则如果只用道德约束别人，自己却无所不为，那么，教化自然会走向失败。从历史上看，一个社会的道德崩溃，往往是从官开始的。
北京晨报：换言之，官员应做好表率作用？
高巍：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与领导自身行为紧密相关，打个简单比方，很多首长发言时在提到长者时，很少说“您”和“怹”(音摊，他的敬称)，那么你要求别人尊老，人们自然不信服。
如何让教化落地
北京晨报：传统的教化方式已基本退出了现代生活，今天如何让教化落地？
高巍：我觉得仪式教育非常重要，比如公祭，可以唤醒人们的敬畏之心。我曾经在一个研讨会上提过，在前领导去世的纪念日，单位可以组织悼念、祭祀活动。下来后，有人开玩笑问：你是不是对现领导不满？我就很奇怪，提前任就是对现任不满吗？不尊重前任所付出的一切努力，现任怎么开展好工作？不承认过去、不承认历史，甚至连祖宗都可以不认，人们为什么还要尊重你呢？如果都没有尊重心，教化怎么可能落地？
北京晨报：仪式教育比较枯燥，现代人未必能接受，古人为何乐此不疲？
高巍：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对因果有很深的体会，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在农耕实践中屡试不爽，此外社会也不断在强调因果循环，而现代社会人们对因果的认识不那么强烈了，人们有了侥幸心理，觉得老天爷也有打盹的时候，或者贪污腐败一把，几辈子都够了，一人出事，全家幸福，觉得值得冒这个险。像这样的情况，依然要靠多宣传，但讲大道理是没用的，应该让人们从细节中看到因果的存在。
靠制度也要靠文化
北京晨报：靠因果这样模糊的概念，恐怕不如靠制度更切实吧？
高巍：我和不少朋友争论过这个话题，传统西方法律文化与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不同，传统西方法律起点是保护个人合法财产，偏重保护，而传统中国法律起点是制裁，在保护方面，不是缺这儿就是缺那儿，所以产生了不同的心态，人们没有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意识，在古代社会，这在实践上也行不通。完善的法律文化对小国治理是比较有效的，对于俄罗斯、美国这样规模的大国，因为各地条件差异太大，上面一个好的想法，到地方肯定走样，靠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很难把握，以监督机制为例，费很大工夫建立起来了，却很容易变成新的权力斗争的平台，所以，在推进制度改善的同时，文化改善也很重要。
读书人不应该骂街
北京晨报：传统读书人是重视礼貌的，可今天一些大学教授公开骂街，为何读书人堕落至此？
高巍：知识与文化是两个概念，文化靠教养，不是靠书本，这要从小抓起，否则就算给个博士头衔也不行。古代我们称有教养的人为士人，他们对净化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民国时这个阶层便彻底消失了，社会缺乏中坚力量，只有政治贵族、财富贵族，没有文化贵族，这就很难办。
北京晨报：上世纪80年代时，大学里不少老先生风范令人景仰，为何今天很少见到了？
高巍：我知道你指的是谁，你和他有过更多接触吗？就我所知，他骂街时也是什么话都有，但面对学生时会比较收敛。那一代读书人经过“大批判”的重压，很多人丧失了是非观，丧失了人格，就像批判马寅初时，不少人都说了很过分的话，后来自己也不好意思，解嘲说“文人的事别认真”。如果说士大夫风范，陈寅恪、顾随那一代人多少还保留着一些，可后来的一代人被整怕了，这样的后遗症会传好几代。
正确理解鲁迅
北京晨报：在今天的舆论场中，鲁迅式的“战斗性语言”相当常见，有人说韩寒是鲁迅，有人说方舟子是鲁迅，怎么出了这么多鲁迅？
高巍：鲁迅先生的写作是有其具体的时代背景的，当时正是传统文化的末期，许多腐败的东西浮了上来，比如男人装女人唱戏、伪中医装神弄鬼等，这是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氛围中，作家情绪难免会有所偏颇，鲁迅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写的是文化没落时期的状况，而不是文化上升时期的状况。一般来说，文化上升时期更开放，批判性没有那么强。比如唐朝，就算用今天的标准，许多绘画、雕塑也属裸露、黄色，可当时统治者、文人、社会并无异议，唐人之所以不那么敏感，因为有文化自信，外来的东西再好，也是小儿科，最终会被我们的文化所利用，今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自信力，任何一点外来文化，不管好坏，立刻就能刮起旋风，因为传统没了，失去了判断的基础。所以我们成了世界建筑的试验场，别人不要的破东西，在我们这里都能建起来，这不是包容，而是到处捡垃圾，说明我们的文化自尊心在降低。
幸福源于一个长期目标
北京晨报：今天网民多是年轻人，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可嘴却这么脏，这是为什么？
高巍：今天年轻人负担更重，从小到大，长辈教育他们好好学习，别的不用管，可就算拿到博士文凭，工作却不好找，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又有许多烦恼在等着他，难免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
北京晨报：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您的建议如何？
高巍：尽可能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所谓幸福，与金钱关系不大，而在于有一个长期的目标，不仅对自己负责，而且对人类负责，在不断去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你就越来越接近幸福。此外，要学会阅读，它可以让你的精神有所寄托，获得支持。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前人有很多思考，只要去读，就能更多吸取古人的智慧。不论如何，复兴礼貌，最终要靠年轻人。
陈辉/文
(本文在引用《读者文摘》中的内容时，使用的是宋春艳的汉语译文，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