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列强船坚炮利，浸染欧风美雨的晚清民国，形成三千年历史之大变局，开启了波澜壮阔、云蒸霞蔚的文艺复兴运动。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学培养转深沉”，古老国度每天都书写着文化传奇，清华大学就是国耻中开出的灿烂花朵，而国学研究院，更是百年文化史的一朵奇葩。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吴宓六位先生，机缘巧合，风云际会，倾情演绎着一段绝唱。
招贤纳才
若吴宓与陈寅恪的人生轨迹未在哈佛交汇，国学研究院的历史，自是另一番景象
1924年，曹云祥校长大刀阔斧向“改大”迈进，而国学研究院的设立，在这位哈佛工商管理硕士看来，是“改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按照曹云祥的设计，有朝一日，清华“改大”成功，那么，国学研究院必然转型成为现代分科的研究所。这样，清华国学院，从一出生，便注定是“短寿”的，也更增添了它自身的传奇色彩。
胡适作为清华“改大”的筹备顾问，曾被邀请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胡适十分谦虚地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胡适的建议，奠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生态格局。遗憾的是，特立独行，具有魏晋风度的章太炎先生，哪怕自己开设国学学校，也断然不会担任导师。
谁是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合适人选呢？曹云祥校长也是动了一番心思的。最好是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理念，对梁任公、王国维具有理解和敬意的年轻学人。这样，主持《学衡》的吴宓，历史性地成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最佳人选。1924年尚在东北大学任教的吴宓，得悉可以回到母校清华，自然是梦寐以求。于1925年2月5日抵达北京，当晚拜访老友袁同礼，次日上午便到了水木清华。
八年了，吴宓眼前的一切，竟是那样亲切。甜蜜之中也有一丝忧伤，见到马约翰先生，难免尴尬。1916年，原本应该与洪深、陈达一起赴美的吴宓，因为体育和体检不合格，推迟“放洋”。经过一年体育锻炼和配合治疗，1917年得以与挚友汤用彤一起“放洋”。
1918年从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转学哈佛大学的吴宓，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吴宓与汤用彤共居一室，关系友善。1919年初，陈寅恪由欧洲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习巴利文、梵文。吴宓与陈寅恪，特别投缘，课余时间，彻夜长谈，乐而忘倦。陈寅恪见解精辟，妙语解颐，令吴宓佩服不已。1919年3月26日，两人结识不久，吴宓便在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吴宓来到清华，校方已经决定礼聘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而陈寅恪，则得益于吴宓的鼎力推荐。若吴宓与陈寅恪的人生轨迹未在哈佛交汇，国学研究院的历史，自是另一番景象。
鸿儒相聚
大幕已经拉开，国学研究院的先生和学友们，元气淋漓、大气磅礴地演绎着一出绝唱
时光流转，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文化更新的速率加快了，思想界时刻添加着新鲜的血液。很有一帮“中国少年”，厌弃中国文化和传统，对于“国故”，既没有兴趣进行同情的了解，更欠缺温情的敬意。
中国的文艺复兴，具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创造新文化为中心，以解释中国何以为中国、欧美之所以为欧美作为两个基本点。
也就是说，新文化的创造，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就要求，对待中国文化，应当具有理性和温情。
吴宓1921年回国之后，和朋友们一起创办《学衡》杂志，而王国维先生，是《学衡》有影响力的作者。吴宓在见王国维先生之前，就已经心意相通。如果没有这点因缘，1925年2月13日，吴宓持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到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寓所，就是给王国维跪下来，也未必能打动老先生。
话说回来，吴宓并没给王国维下跪，而是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王国维老先生，这位末代皇帝的南书房行走，后来心情愉快地来到清华园，并于4月18日搬到清华园，居住在西院十八号。清华曾有意聘请王国维担任国学研究院院长，老先生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坚决不肯。
梁启超与清华，有着殊胜的因缘。1914年，老先生倦游政界，曾在清华工字厅赁屋著述，名曰“还读轩”。当年11月5日，梁启超应邀发表题为《君子》的演讲，勉励清华学子作中流砥柱，出膺大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能够成为清华校训，得益于梁任公的这次演讲。任公与清华的渊源，实在深厚，两个儿子梁思成、梁思永，都是清华毕业生。
吴宓在拜谒王国维十天之后，1925年2月22日，前往天津饮冰室，拜访梁启超。任公愉快地接受了礼聘，并在北院二号居住。
赵元任是第三位报到的导师。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哈佛大学，具有深厚渊源。吴宓、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都是哈佛大学校友。赵元任属于最具有文艺复兴风味的人物。1910年，赵元任作为游美学务处第二届幼年生，与竺可桢、胡适赴美游学，可谓清华“史前期”的学友。1920年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回到清华任教，曾任罗素翻译。“1921年6月1日下午3点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新娘是杨步伟医生，好友胡适乃证婚人之一，这对“新人物之新式婚姻”，轰动一时。
1925年6月8日，赵元任到京，次日，梅贻琦、张彭春接赵元任一家到清华园，住在南院一号。
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第四位报到的导师，直到1926年8月，这位夫子才姗姗来迟，寓所与好友赵元任挨着———南院二号。8月28日，赵元任夫妇陪同陈寅恪进城，购置家具。赵夫人古道热肠，陈寅恪多在赵元任家吃饭，而陈寅恪则把自己住房的一半出让给赵元任搁书。陈氏1928年结婚之后，两家形成通家之好。
清华主事者对国学的理解很是开阔，否则，不会聘请赵元任这位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更不会聘任李济这位哈佛人类学博士，担任国学研究院的特约讲师。
大幕已经拉开，国学研究院的先生和学友们，元气淋漓、大气磅礴地演绎着一出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