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品生活网:中国人的幸福观(1)

有鉴于有些危机不源于经济而在人心，不在于贫穷而在贪婪，我们认为，现在是到了重新定义发展和幸福的时候了。而当此际，建立在欲望简化与精神余裕基础上的传统中国人的幸福观，以及那种由“内求诸己”、“反身而诚”而体会“乐莫大焉”的东方式的自省与诚意，显然不外在于这种定义。
它告诉人们，幸福是一种自成目的的自我满足，既不靠其他价值提携，也不被任何外物唤起，它的最高境界就来自个体身心的和谐，和一种为意义与价值贯穿的生活。
汪涌豪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学会副秘书长。曾为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神户大学特任教授，并在台、港及日、越、德、俄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过学术交流与讲演。主治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兼及古代哲学、史学和文化批评。著作有《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批评的考究》等13种；合作主编有四卷本《中国诗学》、二十卷本《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等4种。
“中国文化史四千年反复出现的主题”
具体讨论“幸福”时，人们依循的大多还是西方的思想。对自己文化中的幸福资源，反倒多有忽视。
20世纪以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人们深信技术革新与经济成长足以消除痛苦带来幸福。但事实是，在世界许多地方，经济增长并未让人的幸福感同步提升，相反，随着物质丰富和物欲抬升，人们普遍感到奢华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平淡。在东北亚，发达经济体如日本、韩国的国民感觉也是如此。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对世界178个国家的调查表明，新兴国家如中国，人们的幸福感反而要高于日、韩，更高于美国。当然，据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调查，自1995年的短暂上升后，中国人的幸福感也开始下滑。因此，全球范围内的人们开始体认到这样一个事实，经济的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因后者还包含生态休闲、社会福利与公平正义等一系列指标；幸福也不仅指感官的快乐，因它还关乎人对生命意义的积极体验和整体评价。
但具体讨论“幸福”时，人们依循的大多还是西方的思想。自古希腊以智慧德性为幸福，到启蒙时期以及时行乐为幸福，一路发展下来，西方人对幸福的探求，有感性、理性与德性等不同的路径，形成感觉主义、禁欲主义和理性主义等不同的派别。此外，还有影响更为广泛的宗教幸福观。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人每常引用。在观念上，对苏格拉底的“善即幸福”非常熟知；在心理上，又对伊壁鸠鲁的“肉体无痛苦与灵魂无纷扰”最能接受。对自己文化中的幸福资源，反倒多有忽视。
其实，中国文化中这方面资源非常丰富。表面上看，它对幸福的讨论不如西方多，对幸福与快乐的分疏也不严格，甚至汉字中没有“幸福”只有“幸”、“福”，前者指“吉而免凶”，所谓得免于恶为幸；后者指“无所不顺”，即吉备百顺是福，如《尚书》以“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为“五福”，以与“疾”、“忧”、“贫”、“恶”等“六极”相对。以后两者连言，也不过指人的祈福行为，而非今天所讲的幸福。但倘脱略字面考察，则诚如德国人鲍吾刚(Wolfgang Bauer)《中国人的幸福观》一书所言，它是“中国文化史四千年反复出现的主题”。人们对它的讨论，无论是基于客观生活的事实论定，还是基于主观体验的价值判断，都有很高的自觉化程度与很强的实践性品格。对此，只要看看新千年众多诺奖获得者在讨论世界前途时对“回到孔子”的呼吁，还有欧美经济学家对老庄思想及道教的推崇，就可以明白。
儒家重现世幸福，道家重生命意义
中国文化另一个重要的面相是：既讲乐生，又重养志，既外保形体，又内养精神，尤注重生命的内在体验及其与幸福的意义关联。
儒家自来重视现世的幸福体验，前及鲍吾刚称中国人表达幸福的字词多与社会有关而少与宗教和物质有关，这在儒家幸福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大体上说，儒家重此岸幸福而非彼岸幸福，重社会幸福甚于个人幸福。为此，它区分“身之乐”与“心之乐”，“独乐”与“共乐”。前者用穆勒的话，是更愿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而非“快乐的猪”；后者，这苏格拉底的思虑还及于广大的人群，如孟子所谓“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而他自己的需求不多，很容易满足。
此外，它还讲“乐其治”与“乐其意”，总要使黎民不饥不寒，著衣帛食肉。当列子明言群有皆虚、万品终灭，生民之不得休息全为寿名位货，管仲主张恣耳目之所欲听视、口鼻之所欲言向及体意之所欲安行，它却力行仁恕，通过修身使德性内充，并扩大至于人性的淬炼和人格的修养，是为君子的“不忧不惧”和“孔颜乐处”。而“不仁者”在它看来绝难“久处约”、“长处乐”，此又是《左传》所谓的“有德则乐，乐则能久”。
宋代理学兴起，诸家强调明理去欲，如周敦颐《通书》讲“心泰则无不足”，朱熹《语类》讲“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将幸福的精神内涵发扬周彻。以后王阳明《答南明汪子问》称“乐是心之本体”，王艮《乐学歌》称“人心本是乐，自将私欲缚”，要人发挥良知，由扬公去私而获致幸福，也含有精微的深意。
如此反对重欲、利己和贵私，在义利、理欲、苦乐和荣辱的取舍上截然以道义为准衡，终使儒家幸福观成为中国人普遍尊崇的理想与核心价值观。其中超越功利的义利观，包括王夫之的义利均衡观，对东北亚汉文化圈的影响非常深远。如各位所知，中村惕斋的《近思录示蒙句解》、山鹿素行的《语类》，都有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当然，儒家也不讳言利，所谓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亦愿为。《孔子家语》记孔子答哀公问，更明言“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所以它是体会人情的。
道家由关注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转向追求人在自然秩序中的诗意存在。为此，它破斥一切世俗功名，以为其适足妨害人性。
这种判断看似消极、恬淡，其实有把人从一般存在的烦恼中解放出来的良苦用心。而这种将生命意义而非社会价值作为思考幸福的基石的做法，也使得它的思想成为对儒家幸福观的重要补充。如老子以为人与天地道等大，“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又称美甘食美服与安居乐俗，乐于探讨“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庄子推崇古代水火不侵的“真人”，向往“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和“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的境界，以为“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心不忧乐”才是“德之至”，都有自觉拉开与为名为利者的距离的意思。这种不愿“以身殉天下”，而甘愿为追求极乐的幸福，将心神置于“零值状态”的人生处置态度，经常成为动乱时世中，个体生命维护自由最重要的精神救赎。
以后，老子其人其书被道教所尊奉。与佛教讲“无生”和“总之是一切身心之苦”不同，道教“尊天重地贵人”，珍视人的生命存在与现世幸福，所谓“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为此它开方便之门，让人假此尽耳目之好，心志之乐，或用以役神驱鬼，禳灾祈福，或用以求房中之乐，广嗣之术，成为陈寅恪所说的“近于常识之宗教”。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作为受中国人普遍欢迎的特殊宗教，道教的发展显然“以老子学说为基础”。对此，韩国学者都珧淳、郑在书等有很好的研究。这里要特别一说的是，因中国人一生行迹，常在少年游侠、中年游宦与晚年游仙，如鲍照《代升天行》的“晚志重长生”，李白《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的“岁晚陟方蓬”，这使得道教游仙活动因与人生命的老熟阶段相对应，而在文化上显出高度的成熟性。它与儒道释三教多向通流，在表征着中国文化另一个重要的面相：既讲乐生，又重养志，既外保形体，又内养精神，尤注重生命的内在体验及其与幸福的意义关联。有时虽不能获得经验的印证，但却能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引导人从世俗功利中隐退，从而留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精神深处最细微的东西，使生命的存在资源得以发扬，内心的安和与满足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