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13亿人民自觉实施着的这个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现代化规划，不仅会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将为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重要智慧。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并即将跨入新中国成立的第60个年头。19世纪中叶游荡在欧洲的那个“幽灵”，1848年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目的和意图的那个政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在过去的30年中，在一块广袤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引导着亿万人民“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毛泽东语）。套用恩格斯晚年在《宣言》的一个序言中缅怀其伟大战友时所说的一句话：立志把《宣言》的理想实现于神州大地的先辈们，如果他们今天能同我们“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现代化过程已经深刻改造了西欧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地区，已经或即将成为因“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而“奔走于全球各地”（以下凡不注明者皆引自《共产党宣言》或其序言）的资产阶级们的征服对象。《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这个阶级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它“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宣言》随即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下，生产力虽然空前巨大，却非但不可持续，而且违反人性。《宣言》的作者坚信，人类历史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答案：与资产阶级一同产生和发展的无产阶级，最终将不堪忍受自己被资本僭夺其独立性和个性的处境，组织起来，运用资本自己所锻造的武器，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把这个“过去支配现在”、“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的社会，送入坟墓。
《共产党宣言》深刻揭示了有文字记载的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严酷事实，同时乐观地期待超越这个状况的“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嘲笑那种自以为“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的哲学幻想，理由是在这种幻想背后隐藏着的，恰恰是“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而这个阶层无法理解，居然会有这样一个阶级，它“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共产党宣言》产生于西方世界，但它雄辩地论证了一个超越西方的普遍理想。中国人民在痛苦地思考“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毛泽东语）的时候，发现幸而还有这样一个思想体系，它虽然来自西方，却代表着对西方现代性的最深刻批判，表达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的美好追求。正因此，在抗战前期，当来访延安的梁漱溟再三强调中国社会与欧洲中古和近代社会的区别的时候，毛泽东回答说：“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在抗战后期，针对那种“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的游说，毛泽东回敬道：“我们（指中国共产党——编者注）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
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而又心系天下。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因自己同时代的祖国无法为全人类作出应有贡献而深感不安。1956年，毛泽东两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他相信，若干年之后，尤其是到了21世纪，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今天，进入新世纪已有八年，我们一面重读《共产党宣言》的文字，一面回顾毛泽东同志的遗训，不禁感慨万千。可以告慰于先辈英灵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果不仅使我们能为别国人民提供更多帮助，为困难朋友减免更多债务，而且使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在一些涉及全球的重大问题上，总结和深化中国实践的世界意义。
首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仅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特例，它同时也是在新的现代化阶段上解决一些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的一个可贵尝试。
《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现代化进程尚处在学者们所谓“简单现代性”或“一次现代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征服自然取得了巨大成功：“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在感叹“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指出，为取得征服自然的这种成功，人类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宣言》发表之后，人们一方面以包括《宣言》的设想在内的各种方式来降低征服自然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也渐渐发现，那些用来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技术手段，本身也日益成为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往现代化过程的结果，成了当今现代化努力的前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与贫富悬殊、文化颓靡一样，成了“返身现代化”或“二次现代化”所要应对的严峻挑战。《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中国的大门刚刚被西方列强撞开。一百六十多年当中，被外力拖入现代世界的这个古老民族，经历了千辛万苦，去探索强国富民之路。在几代人艰苦探索的基础上，我们终于明确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终于形成了与此目标相应的科学发展战略。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13亿人民自觉实施着的这个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现代化规划，不仅会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将为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重要智慧。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特例，它同时也是市场经济这种具有强劲自主逻辑的经济形态获得持久生命的一个难得条件。
市场经济的一大要素是资本，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多数地区，资本不仅是经济的核心要素，而且是社会的主导原则。《共产党宣言》对资本的两重性做了深刻分析。《宣言》发表以后的160年中，以资本为主导要素的市场经济继续发挥着巨大的创造力，也时常显现出巨大的破坏性。最近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在一个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社会中，以资本为核心要素的市场经济是极为脆弱、甚至高度危险的。市场经济确实有超常活力，但它并不是一个光靠自己就能自我修复的均衡系统，若缺乏某种强有力的非市场力量对市场进行规制和引导，市场体系很容易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付出人类不堪承受的人文代价和生态代价，并且在一定条件下陷入混乱甚至导致崩溃。从这个角度来看，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明确阐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并不是把市场经济与一种与之根本对立的东西结合起来，也不仅仅是要让一种合乎人性的社会价值去支配一个具有强劲自主逻辑的社会系统，也不仅仅是要为这种社会价值的实现找到可靠的经济保障，而也是要使市场经济本身有可能避免严重失衡，持久发挥功能。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一个特例，它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这种世俗理想主义的思想体系获得民族文化支持的一个重要个案。
现代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世俗化过程，对这一点，《共产党宣言》做了经典表述：“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坚守崇高的人生价值，追求远大的社会理想，既无法立足于“神圣的东西”，也无法求助于“冷静的眼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区别于用信仰来对抗理性的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也区别于用理性来否定信仰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超越理性与信仰的对峙，通过对观念世界之世俗基础的革命改造，来改变有关人们应怎样生活之类问题的不恰当提法，来合理解决把理论引导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世俗化时代的理想主义思想体系，不仅需要有关客观条件的科学论证，而且需要涉及民族心理的文化支撑；在很大程度上，特定民族的文化心理本身也是坚守信仰、实现理想的现实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各大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历来就具有比较鲜明的世俗性质。许多民族都把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作为终极关怀的信仰基础，而我们的古人则很早就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获得不朽的现实途径。中国传统文化固然也属于《宣言》所说的“神圣的东西”之列，但以“内在超越”为特点的中国思想传统一旦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受住考验，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其他思想传统更适合为世俗化条件下的理想主义提供文化心理基础。马克思曾经谈论过共产主义与英国和法国的感觉唯物主义的密切联系，恩格斯曾经谈论过共产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内在超越”的精神传统之间，同样存在着密切联系。
1981年2月，邓小平在为一本他的英文文集所撰的序言中写道：“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晚年还深情地称《共产党宣言》为年轻时“入门老师”的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始终赞同毛泽东的观点，认为共产党员可以既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始终像毛泽东那样相信，“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
总结中国实践的世界意义，并不是要急于向别人推荐自己的经验，无论中国的发展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面临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当务之急仍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但是，恰恰为了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的事情办得更好，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我们事业的精神境界，进一步扩大指导实践的理论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更加自觉、更加自信地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既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也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早报特约评论员 童世骏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