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品生活网:经说·经传·经变(4)

二，佛教变文的五种"变态"

    作为与"经－道常"对应的"史－事变"，是"变"字的本义。然而，出于"经说"、"经传"、"经变"的敦煌"变文"之"变"的内涵，尚不止于此，还有"与事而兴"的"无穷变态"一义。此所谓"无穷变态"，亦有中国固有的传统在。

    《易经·系辞上》有言："通变之为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系辞下》也说："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不可为典要，唯变是从。"如果说，佛教强调"佛是至极，至极则无变"；"至极以不变为性"（释慧远语，出《历代三宝纪·卷第七》）的话；那末，《易经》强调的则是"变易"本身以及"变易"本身的"不易"。换言之，所谓"易之三义"之一的"变易"，是就"运动本身"而言，而所谓"不易"，则是就"运动本身"之"恒久不易"的性质而言。

    苏轼《柳宗元六祖碑题记》有言："释迦以文设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任二北先生《唐声诗》亦有言："佛教宣传方法之原则，是入俗唯恐不深，汉化唯恐不透。"经过华化的中国佛教，逐渐抛弃了"佛是至极，至极则无变"的思想，而更多地强调在"事变"之中去映证"道常"，在"事变"之中去领悟"佛性"。

    《淮南鸿烈·要略训》有言："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淮南鸿烈·人间训》也说："知天而不知人，则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则无以与道游。"华化的中国佛教，正是要"与世浮沉"，"以与俗交"的世俗宗教。

    佛徒以《变文》诠释、引申其《佛经》，其目的正是为了"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佛教法师为了达到"应机悟俗"（语出《高僧传》，卷十四《序录》）的目的，对自己提出了"张喉则变态无穷"（语出《高僧传·经师篇·论曰》）的极高要求。此正如《高僧传·论曰》所说：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

  昔佛法初传，于时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比喻。

    其后庐山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故道照、昙颖等十有余人，并骈次相师，各擅名当世。

    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辞吐后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溢，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诚动物，此其上也。

    昔草创高僧，本以八科成传，却寻唱、导二技，虽于道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条，足成十数。

    何者？至如八关初夕，旋绕周行，烟盖停氛，灯帷清耀，四众专心，叉指缄默。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复当果则已示来报，谈逸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感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衷，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人怀抱载盈恋慕。当尔之时，导师之为用也。（其间经师转读，事见前章。）皆以赏悟适时，拔邪立信。其有一分可称，故编《高僧传》之末。

    考其所论讲说佛法之"变文"的"变态"，可列为如下五则1，应物（事）之变，所谓"凡此变态，与事而兴。"2，应时之变，所谓"非辩则无以适时。"3，应人之变，所谓"如为出家五众，……若为君王长者，……若为悠悠凡庶，……若为山民野处"云云。

    4，应文之变，所谓"绮制雕华，文藻横溢"，"商榷经论，采撮书史。"5，应言之变，所谓"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凡此变态"，都是自觉地"与事而兴"的结果。这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存在。下文于此，将一一分别举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