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用彻底的“唯物史观”看中国
决定某一文明的特点的基本因素如果不是生物学因素，那倒底是什么？却说当年小芦为了推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夜冥思苦想。忽一日，小芦在菩提树下顿悟：社会的发展，其实根本不是只有生产力一个自变量的单元函数，而是一个变量参数极多的复合函数，这些参数包括地理、自然条件、气候、物产、社会的组织方式、……乃至社会自身创造的文明和它自身的历史。换言之，除了客观因素外，文明还被文明本身创造，历史由历史自己书写。这就是民族个性的由来。要是马克思那套“理论”成立，全世界的各种文明就只会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了。但在实际上，中国不但根本没有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就连奴隶社会是否存在过也大是疑问。
尽管这是二十岁的小芦悟出来的玩意，如今老芦仍然认为它是正确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一方面是天文、地理、物产、气候使然，另一方面更是文明自身作用于自身的结果。
华夏文明首先发源于乾燥少水、人口密集的北中国平原地区。因为河流稀少，森林缺乏，这块地域上的居民享受不到欧洲人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可能像后者那样，因居住地域的地形破碎，森林、湖泊和河流密布，易于入海，而拥有渔猎贸易之便。因此，可供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只有一种：农耕。
因为生产力低下，靠精耕细作向贫脊的土地索取粮食便成了祖宗们的求生方式。精耕细作需要高密度使用劳力，由此产生的人口压力进而要求提高单产量，而提高单产量意味着更精细的耕作。于是人口与土地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式的互相依赖。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种下无数“植物人”。这些人的基本心态和欧洲人截然不同。他们生下来就给束缚在土地上，习惯于在“必然王国”中生活，满足于“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那种可预期的必然报酬，没有什么航海贸易、打猎甚至当海盗的冒险机会，自然也就没有侥幸心理、冒险精神和尚武风气。由于靠天吃饭，他们就不免养成“畏天命”的逆来顺受心理。每个人都被周围那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死死捆住，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舍自由而何求”的胡思乱想。
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拥挤的农耕社会如同一个蜂群，需要一个“蜂皇”──一个对子民拥有绝对权威的强势政府，来满足人民的两个需要：首先是组织、驱动和协调大规模公益工程如水利工程。如同古埃及需要专制的法老和无数驯顺的奴隶才建得起金字塔一般，生产力低下的中国社会也需要专制政府和无数贱民的无偿劳役才能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政府的第二个职能是协调社会各阶层间、家族间与个体之间那千头万绪的关系，仲裁他们之间的冲突。在一个高度拥挤的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强力仲裁者，光为农忙时争夺用水权都不知要打出多少人命来。
有什么样的人民和政府，也就有什么样的国教。宗教或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其基本功能有两重：首先是满足教徒们的灵性需要，其次是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提供的道德规范。西方盛行的基督教同时满足了这两个要求。它既是“灵学”，又是伦理学。有趣的是，中国人没有发明宗教（道教根本不能算正当宗教），只能用儒家学说作为代用品。但儒“教”其实不过是伦理学，它留下的灵学空白由后来引入的佛教补充，因而形成了所谓“三教合一”的说法。
儒家学说原来不过是百家中的一枝，直到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才成了排斥各家学说的官定意识形态，起到了类似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作用。它能在众多的学说中脱颖而出决非偶然。这是因为它最适合中国国情，因而也就最受统治者和人民的欢迎。
在我看来，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有两个最明显的区别：
第一，前者强调的对彼世权威上帝的崇拜与无条件服从，而后者强调的是对俗世权威包括君王、家长和丈夫的崇拜与无条件服从。从前者出发，可以发展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观；而后者从根本上就取消了社会成员超越俗世地位的“权利”观念。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正确地观察到儒家学说只讲责任和义务，不讲权利，导致传统的中国人毫无“权利”观念。但他没有看到，儒家学说本身就是和权利观格格不入的，而其实用性正在这一点上──一个拥挤的农耕社会，最需要的不是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而是纪律与秩序。
第二，《圣经》中虽然有耶稣谴责富人的零言碎语，但基督教的终极兴趣在彼世而不在此世。教徒们的理想境界是上帝的天国，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因此，它对俗世的事务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干扰，不会束缚生产力发展。相反，在加以灵活穿凿后，劳动致富甚至可以被新教徒们解释为死后进入天国的前提，由此导致了新大陆的繁荣和美国人玩命工作的传统。与此相反，儒家的兴趣从来就是在建立一个太平盛世。从孔孟开始直到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理想都是建立一个“大治”的社会。说来滑稽，这个“治”字和其他传统观念一样，从未得到过明确的界定，需要老芦破天荒第一次来给出个明确的定义：儒家所谓“治世”，其实并不是西方人或现代中国人渴望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而是一个君王节用爱民，百姓安贫乐道，民风淳朴，上下尊卑秩序井然，高度安定团结的社会。
因此，说穿了，儒家的终极理想，就是以强调社会成员严守本份，恪尽责任和义务来实现安定团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社会的安定团结是最高的追求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不但应该坚决压制权利观念那种“非份之想”，而且应该毫不犹豫地抵制一切可能败坏淳朴民风的诱惑因素，包括刺激发财欲望的商业贸易和使人“玩物丧志”、贪恋安逸的科技发明等等。换言之，儒家对社会进行的改造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外科手术，以割除个体的权利观念和致富欲望来牺牲政治制度和生产力的进步，进而实现在既有物质水平上的安定团结。这个理想至今影响尚存，毛泽东以牺牲社会物质进步来换取子民的忠诚就是它的反映。
而这就正是儒家击败各个竞争对手，变成事实上的国教的最根本的原因。它同时满足了统治者和人民的需要。统治者就不用说了，即使对人民来说，它的理想也确实是他们盼望的最佳生活方式。农耕本来就不可能让人发财，遑论暴富。“平等”和“自由”的号召在一个毫无个人发展余地的拥挤社会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市场。为欧洲人渴求的个体发展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无异于沙漠中捡到的纸币，根本就没有兑现的地方。这种社会需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换来的和平与秩序，好让老百姓的头能长牢在颈子上，更能有碗饭吃。舍自由而何求？能吃白面馍馍的脑袋！
正因为此，儒家在中国实现了稳定的统一后，很快就变成了官定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晚清。全民族需要儒家学说，而改造后的儒家学说不但给了他们动辄延续几百年的安定团结，还通过“精神自阉术”阉割了全民族的大脑。于是儒教和民族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类似精耕细作与密集劳力之间的恶性依赖关系：僵死的教条只能指挥无大脑的信徒，而后者因为没有大脑，就只能靠死人大脑讨生活。于是原来不失合理成份的儒家学说便越来越走火入魔，最后堕入宋明理学那种彻底反人性的魔障。
通过“精神自阉术”，儒教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负反馈的自动控制的超稳态系统，任何偏离孔孟教导的微弱信号回授到系统中去就立即被“反相”作为“反面教材”，使原有的“四个坚持”更加坚如磐石。就是这种设计从根本上取消了人们创造性的智力活动，使得我们有过一代又一代的博学鸿儒，直到近代还产生了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那样的“学问家”，却从未产生过上得了台盘的思想家。
这个封闭系统扼杀的决不仅仅是背离圣贤教导的异端思想，商业贸易、技术或文艺上的发明一无例外地受到主流社会的摧残和压制。中国因此而奉行了几千年的农本主义，而自《盐铁论》一出，民间工商业也就从此给判了死刑。科技上又何尝不如此？“地动仪”、“指南车”、“木牛流马”从来就没传下来。毕升早就在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并在朝鲜得到改良，但直到晚清引入德国人古腾堡发明的现代印刷术时，老祖宗们用的却一直是落后的雕版印刷。如果不是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录了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历史上还有那么个人、那么件事。象沈括那样对“奇技淫巧”有兴趣的人实在是士大夫中的异数。所以，不知道有多少古代的能工巧匠的发明被湮没在历史的沙尘中！
与此相反，欧洲因为它的地形破碎，内陆出海便利，航海贸易发达，使人民不必组成结构严密的农耕社会便可谋生。而且各国林立，形成了一个互相竞争、永远处於不稳态的开放系统。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控制系统。新的发现刺激新的探索，新的探索又带来更新的发现，使文明成指数型曲线增长。技术发明一问世就受到全社会的重视，是从来不会失传的。英国普通女工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引起了纺织工业革命，这种事能在古代中国发生么？旧中国若不是这样一个专门压制科技发明的国家，李约瑟早就失业了。一个民族历史上的无数发明竟需要专门家（而且还是夷鬼！）来像刨文物似地发掘，这本身就是对荒谬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控诉。
所以，欧洲文明的先进，不是人种优秀、善于抽象思维的结果（其实人家的形象思维又何尝不优秀？我们有断臂维纳斯么？更不用说文艺复兴三杰了），而是各种主客观因素使然。最主要的“基因工程”是儒教的精神自阉术，就是它使民族变得愚昧了，使“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成了永不再现的“失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