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道家以自然界为万能法理，自然就是道，道在自然中，一切秩序都在顺应自然。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准则。庄子明确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共生”，(《庄子·齐物论》)，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庄子所追求的生活理想是与天道相合的“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天道》)的境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与人不相胜，天与人的绝对和谐一致。道家思想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对自然的顺从，主张天道自然，强调天的决定作用，反对人对自然的有所作为。
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儒家思想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不要求人们被动消极地顺应自然，而是倡议人们要积极主动认识自然、了解自然，并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适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儒家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互动的生命系统，天地生育的万物都是平等的，每种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因此儒家思想既重视人的主体性，同时又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把实现整个自然界的生命和谐看作人类的重大使命，追求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同时强调自然界有其内在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
宋代思想家张载在《正蒙》中首先使用了“天人合一”，并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意即人类是我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类本质上是一致的。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保护自然。
三、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老子主张人与人之间相容相生，追求以形成和谐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大同”社会。老子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儒家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准则，提出了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
儒家提出了著名的“德治、仁政、礼教”等政治主张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儒家主流思想主张人性善，因此要求通过道德修养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理想社会。“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认为礼的作用，是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其重点在于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和谐。并且道德上的完善完全靠自己，人人都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身体力行，那么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荀子以“人能群”来区别人与动物的不同，并提出“明分使群”的重要观点。人之所以“能群”，是由于有“分”，“分”是“群”的基础。因而，“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儒家思想将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唯一参照物，要求社会成员通过道德修养融入群体中，无条件地服从社会需要，在维护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礼是严谨之意。只不做作而顺于自然，便是和”，朱熹认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人应该顺乎天理之自然，它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这才是真正的和谐。
墨家着重兼爱天下，废除一切等级亲疏关系，建设绝对平等的社会。墨家的“兼爱、交利”思想均以“利天下”为中心。把儒家思想不齿的“利”提升到与“义”并列，认为只有社会组织才能齐义利之不同，“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尚同上》)，儒家的“义”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故墨家要建立一个社会统一的尺度，认为只有等利为义，方是百姓万民之利。墨家认为兼爱即仁，交相利即义。义建立在利的基础上，只有平衡利的各方、统一利的尺度，才符合社会全体的利益，社会才能和谐，人人才可以“交相利”。墨家所主张的社会和谐是一种社会全体成员竭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法家以儒墨道三家为先导，又是儒墨道三家之末流汇合而成一家学说，更符合社会秩序中法的精神。《说文》：“法，平之如水，从水。”，认为礼、仁均不足以使社会公平，不能改变人性中的恶，只有严刑峻法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法家则把一切社会事物置于法律的许可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方可根除人性之恶，做到自由、公平与和谐。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思想贯穿于中国各个时期和各家各派的思想发展之中，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传统和谐思想重视人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几乎涵盖了自然与社会的所有重大关系。这些思想，特别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