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6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标志着整个社会对文化遗产的空前重视，保护文化遗产已成为一种民族共识并已纳入整个国家发展的进程。但如何保护，为什么保护，什么样的文化遗产才应该得到保护，我认为这些问题还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
先举两个例子。一是，现代藏书家周越然先生藏书宏富，而最为人乐道者是周氏藏书中有不少“淫词小说”，时人称周氏藏书“集性书之大成”———藏什么书不好，偏藏这些淫词滥曲？这被看成周氏私德上一个不小的污点。但其实在有识之士或专业人士看来，作为藏书家，眼里只有善本、残本、孤本或明刻、宋刻、元刻，而不必看是正史还是野史，内容是庄重还是淫侈。周氏所藏的那些话本小说，也许确实“不堪入目”，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阅读价值，但这些小说本身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见证，从中可以按出中国民间文化发展的轨迹，而其中所描写的物理人情则为后人研究当时社会的各种情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另一个例子则是刚刚发生的。在日前举行的北京科博会上，高新技术展品可谓琳琅满目，然而主办方又别出心裁，还同时展出了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产品，其中包括“三寸金莲鞋”，据报道，这种鞋在国外有很好的销路。
这两个例子都与“文化遗产”有关，但却寓示着两种不同的文化遗产观，前者只是“保存”，后者则是“古为今用”。从可知，后者为这种“古为今用”还准备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三寸金莲“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并已“打包”进“绣花鞋文化”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总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在保护文化遗产上却需要首先祛除这样的区分———保护文化遗产犹如国家图书馆收集某些善本孤本，其首要在于“保存”而不在于“应用”；“先进”与“落后”属于人的主观判断，人的主观判断总与事实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出入，保护“先进”排斥“落后”的主观愿望也许会在客观上走向它的反面，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证明。我更认为，在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上，保护的目的应止于“保存”，防止其湮灭，而不应延伸至“继承”与“发扬”———“继承”与“发扬”没什么错，也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之一，但一涉及“继承”与“发扬”，也就必须对“文化遗产”先进行一番甄别，所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进行文化遗产保护，那么“弃其糟粕”的过程也就是“文化遗产”被毁灭的过程。
保护文化遗产的第二个要点在于“整理”。保护文化遗产当然要避免“遗珠之憾”，但同时也应避免重复与零乱、错误与伪造———保护文化遗产不排斥落后的文化，但却不应保护错误的、伪造的文化，这就需要“整理”。晚清，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诸人致力于“国学”，著名学者曹聚仁就把这些大师的工作称之为“整理国故”———整理的过程是去伪存真、查缺补正的过程，他们还许多典籍包括“四书五经”以本来面目。毋庸讳言，在保护文化遗产上，当前存在着一种文化喧嚣与文化崇拜，“文化”无所不在，什么都要申遗，什么遗址都要保护修复，这其中就包括很多重复与零乱、错误与伪造———《水浒传》作为“文化遗产”无可置疑，但非要给鲁智深造一个墓，那就属于“伪文化遗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