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拓跋虎不见史传。他是北魏太武帝子广阳王建的五世孙。曾祖元嘉在孝文帝时率兵征讨，出镇方面，任职中枢，表现得非常活跃，但《北史·元嘉传》却较简略。如太和三年十一月，嘉以假王督二将出淮阴[28]；四年八月，嘉以徐州刺史、假王率军赴接举城降魏的南齐角城戍主，同年九月又在朐山击败齐军；五年，嘉复在徐州大破齐军，“俘获三万余口送京师”：俱见《魏书·高祖纪》，而不见《北史》本传。或原载于《魏书》本传（已佚），为《北史》删节。在受孝文帝遗诏辅政宣武帝的六位顾命大臣中，有四位宗室，而以元嘉的辈份最高，因而被称为“宗室尊酋”（《魏书·王肃传》）。但元嘉子孙，只有元渊一支见诸史传，《拓跋虎墓志》的出土，得补其缺。
拓跋虎的祖父僧保，父仲显，《清理记》、“貟释”均称不见史载。实际上并非全无踪迹可寻。僧保与元渊为亲兄弟。据《魏书·肃宗纪》、《北史·元深（渊）传》，正光五年五月，继临淮王元彧总军北讨破落韩拔陵失利，魏朝又以尚书令李崇为大都督北讨，元渊隶于其下，七月李崇因故徵还，元渊乃总北讨诸军。后来河北大起义爆发，河间王元琛为鲜于脩礼所败，元渊又继元琛总元融、裴衍诸军镇压义军。当时四方兵兴，国势衰微，当政的灵太后对拥兵在外的将领很不放心，执政朝中的城阳王元徽又与元渊有隙，因而元渊在前后总兵北讨期间，受到朝廷的多方牵制，以至于“事无大小不敢自决”。元渊在给灵太后的上书中，说到城阳王徽在朝中“排抑”自己，所统部将“北征之勋皆被拥塞”，其中又云：“（徽）复令臣兄子仲显异端讼臣，缉缉翩翩，谋相诽谤。言臣恶者，接以恩颜；称臣善者，即被嫌责。”显然，元渊的兄子元仲显，与拓跋虎父仲显为同一人，则仲显父僧保，于元渊为兄。
元渊在魏末算得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其子元湛在东魏孝静帝时亦历任显职[29]，所谓“位冠人爵，任总天纲”[30]。但元渊兄僧保，却视官爵如敝履（“抽簪国嗣，脱屣王家”），将那王宫侯府，换作香积佛的众香国，毗耶离城的奈树园（“改碣石为香城，变睢阳为奈苑”）[31]，“弃捐冠冕”，穿上佛徒服装，“寂绝哥钟”，专诵梵呗之音，看来他是真的出家当了和尚，而不仅仅是居家信佛[32]。僧保于元渊为兄，元嘉死后，元渊袭广阳王爵，盖因僧保出家之故。僧保的儿子亦即拓跋虎的父亲仲显，据上引《元渊传》，他曾受元徽指使，讼告其叔父元渊，一时还闹得沸沸扬扬。元徽和元仲显不过是共五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的从兄弟，他却站在元徽一边攻击自己的亲叔父元渊，事起何因，今已不得而知，推测与元渊承袭广阳王爵有关，大概仲显认为，祖父元嘉的广阳王爵应该由他的父亲承袭，父亲既出家，则应由他来承袭。不过这纯属推测。
《拓跋虎墓志》未列仲显的任何官爵，说他“既承匡翊之功，兼席禅河之列”，可惜“大业未嗣”而卒。所谓“既承匡诩之功”，则“匡诩之功”不是他自己立的，那只可能是乃父僧保。但僧保出家为僧，身在方外，何以立功？“匡翊”之意，通常指匡辅帝王，那么他所匡翊的又是哪一位帝王呢？《墓志》称拓跋虎十一岁封琅邪郡王，据其卒年推考，时当537年，即西魏大统三年。魏孝武帝西迁关中时，拓跋虎不过六七岁，显然是跟着他的父祖入关的。《北史·魏孝武帝本纪》永熙三年（534）七月：“己丑，帝亲总六军十余万，次河桥。高欢引军东度。丙午，帝率南阳王宝炬、清河王亶、广阳王湛、斛斯椿以五千骑宿于瀍西杨王（《通鉴》“杨王”作南阳王，参《北史》本条校勘记）别舍，沙门都维那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惠臻俗姓为何？何以与孝武帝亲近如此？限于见闻，不得而知。笔者无意推测拓跋虎出家为僧的祖父僧保就是惠臻，但僧保在孝武帝仓皇入关之际，跟随入关，或者在都维那惠臻的带领下护送（即“匡翊”）孝武帝入关，却不是没有可能。若推测偶中，则僧保的“匡诩”之功，对于出家的他，虽不能以官爵酬赏（最多任僧官），却可以以官爵酬赏他的儿子仲显。只是仲显福薄，廿二岁即英年早逝，于是这个酬赏就转给了他十一岁的儿子拓跋虎。据“兼席禅河之列”语，可知仲显也具有跟他父亲相同的宗教信仰，除了英年早逝以外，信仰佛教大概是他没有嗣承大业、受封王爵的原因之一。
东西魏分立之初，对于拓跋皇室，双方都是看重的，因为这是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源。应该说，当时北魏宗室留在东魏的居多。据上引《孝武帝纪》，元渊的儿子，也就是元仲显的堂兄弟元湛，最初也曾加入跟随孝武帝入关的队伍，但他和清河王亶中途动摇，“逃归”洛阳，遂出仕东魏，官至太尉。后因其弟元瑾谋杀齐文襄王高澄，“合门伏法”（《北史·元瑾传》）。不过就算没有这一事件，元湛一门也难幸免灭门之祸。北齐天保十年（559）五月，北齐大诛元氏，“诛元世哲、景式等二十五家，余十九家并禁止之”。七月又再次“大诛元氏，自昭成已下并无遗焉”，“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北史·元韶传》）。这是河阴事变以来元氏遭到的又一次大屠杀。相对而言，在西魏北周的的元魏宗室，命运就要好得多，追随孝武帝入关的宗室，多封王爵，见于史籍的有元玄、元毗、元欣、元懋、元顺元伟父子、元最、元季海、元畅、元定、元融、元子孝、元仲景、元均、元孚，等等（为避烦琐，出处不具），其例甚多，兹不备举。《周书·元伟传》称：“太祖（宇文泰）天纵宽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属，并保全之，内外任使，布于列职。孝闵践祚，无替前绪。明、武缵业，亦遵先志。”同传中还胪列了一批在西魏北周身任高官显爵的元氏人物。参据史传，《元伟传》所述不虚，元氏在西魏北周的政治、军事领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魏废帝二年尚书元烈谋乱被诛事件以外，元氏与宇文氏不曾发生重大冲突，更没有出现像北齐那样大诛元氏的恶性事件。而《拓跋虎墓志》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如上所述，拓跋虎和他的父祖，凭其宗室身份，只要跟随孝文帝入关，就可以以“匡翊”之功封王。西魏宗室封王，不超过一千户（《北史·元毗传》），而拓跋虎初封郡王，只有五百户。后来因在大统八年征洛阳和九年围玉壁之役中有功，升迁官职，增邑一千户。再后从尉迟迥围宜阳，从宇文护平江陵，则未见官爵升迁。志又称：“及乎三统乐推，二仪禅受，以君令望公族，无关废姓，改封云宁县公，增邑合二千户。”我们知道，元魏诸王在北周建立时，循例降爵为公。《北史·元季海传》：“从孝武入关，封冯翊王。……子亨，……大统末，袭爵冯翊王，累迁勋州刺史，改封平凉王。周受禅，例降为公。”（《隋书·元亨传》同）。又同书《元子孝传》：“孝武帝入关，不及从驾。后赴长安，封义阳王。……子孝以国运渐移，深自贬晦，日夜纵酒。后例降为公，复姓拓跋氏。”则拓跋虎之由琅邪郡王改封云宁县公，自然也是因为北周禅魏，但墓志却说这次封邑变动“无关废姓”，其中必有缘由。
西魏自恭帝三年春正月丁丑，即正月初一，“初行《周礼》，建六官”（《周书·文帝纪下》，《北史·魏本纪·恭帝纪》同）。按《周礼》天子既称天王，宗室子弟及异姓功臣也就不能再封王爵。《周书·元定传》称元定在魏废帝二年（553），“以宗室进封建城郡王”，后“行《周礼》，爵随例改，封长湖郡公”。又《周书·元伟传》，大统十六年（550），元伟“以魏氏宗室，进爵南安郡王”，“六官建，拜师氏下大夫，爵随例降，改封淮南郡公。孝闵帝践祚，除晋公护府司录。”则西魏宗王中，有一部分在恭帝三年正月《周礼》初行之时即循例降爵为公，当时孝闵帝尚未登位，因此可以说他们的封爵变动，“无关废姓”，即与周魏禅代无关。《周书》记载元定、元伟的降封，都有“改封”字眼，而对于元亨、元子孝，则仅仅称“例降为公”，没有“改”的表述。
在北周禅魏、闵帝即位之际，我们看到跟随宇文泰的一大批功臣旧将，或“进爵”，或“增邑”，据王仲荦《北周六典》卷8“封爵”所列举，进爵、增邑的不下数十人，但其中没有见到元魏宗室。如上所述，西魏元氏诸王虽然多“以魏氏宗室”封王，但在周魏禅代之际的封爵降改，仍略有差别。一种如元定、元伟，因行周礼循例改封，还不能说是降贬；一种如元亨、元子孝，因北周禅魏，“例降为公”，他们的封爵变动，主要是因为属于“废姓”，正像他们过去得封王爵主要是因为元魏宗室身份一样。但上述两种情况，在周隋禅代之际都不见进爵、增邑。拓跋虎虽然也是以宗室封王，魏周禅代之际亦由琅琊郡王改封云宁县公，但他在禅代之际一如其他功臣旧将，得以“增邑”五百户，合前封共二千户。当因此故，墓志记述这次封爵变动完全没有用“降”的字眼，唯称“改封”，另外又特别强调“无关废姓”。作为西魏宗室，拓跋虎在禅代之际破例享受“增邑”待遇，恐怕还是因为他在西魏时历经战阵，禅代前不久又“从晋国公（宇文护）平江陵”，立有军功[33]，而非如墓志所称，仅仅因为他是“令望公族”。从中亦可见，北周政治较上轨道，用人唯贤，赏罚分明。
最后拟对拓跋虎的改姓稍作论列。西魏大统十五年，“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复旧姓”（《北史·魏文帝本纪》）。“诸代人”是否包括国姓元氏？上引《北史·元子孝传》称他于周隋禅代之际“例降为公，复姓拓跋氏”，表明大统十五年下诏代人复旧姓时，可能并不包括皇室元氏。所以如此，大概是考虑到，如果元氏也复旧姓，则西魏皇帝也要改姓。《周书》元伟、元定传，及《元伟传》中所附诸元氏，均不载其复姓拓跋。我们还注意到，西魏赐姓鲜见赐姓拓跋氏者。过去论者常引《周书》王盟、李穆二传所载赐姓拓跋氏之例。据考，王盟受赐之拓拔氏，乃“拓王氏”之误[34]，李穆受赐之拓拔氏，乃“蹹拔氏”之误[35]。西魏不见赐姓拓跋氏者，是否就是因为国姓元氏未曾复旧呢？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尚难定断。至西魏灭亡，国姓更改，原西魏宗王一方面循例降爵，另一方面也因循例复旧姓。上述元子孝的情况若具有普遍性，则拓跋虎也应该是在周隋禅代之际恢复旧姓的。《周书·晋荡公护附叱罗协传》：“魏恭帝三年（556），太祖徵协入朝，论蜀中事，乃赐姓宇文氏。……（入周后尽忠于宇文护）协既受护重委，冀得婚连帝室，乃求复旧姓叱罗氏。护为奏请，高祖许之。”而据《中国北周珍贵文物》第34页所附《叱罗协墓志》（拓片图版）：“天和元年（566），诏以公旧望隆重，功绩文宣，暂逢事限，忝参皇族，宜依太祖遗旨，还复旧姓。”墓志显然隐瞒了叱罗协求复旧姓的真实目的，但从“宜依太祖遗旨，还复旧姓”可见，北周时期，对宇文泰恢复代人旧姓的政策，是始终坚持的。即使元氏在西魏时期因属国姓未复旧姓，入周以后复姓拓跋，既符合“太祖遗旨”，因而是完全可能的。姚薇元氏《北朝胡姓考》元氏条称，从《周书》的记载来看，“似元氏在周未复旧姓”。但他又根据《陈书》、《隋书》分别称北周元定、元伟为拓跋定、拓跋伟等例[36]，推断元氏在周时亦曾恢复旧姓。这一推断是有根据的，同时与笔者所持元魏宗室在北周禅代时始复旧姓并不矛盾，因《陈书·废帝纪》光大元年九月条载“周将长胡公拓跋定率步骑二万入郢州”，《隋书·伊娄谦传》载“谦与小司寇拓跋伟聘齐观衅”，均是北周时事。姚先生的论点毋宁说更增加了私见的信心。
以上考释，率多推断。谬误之处自难避免，尚乞方家哂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