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华，女，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哲学学士，1984年哲学硕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012年退休）。学术研究领域2000年之前主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2000年之后，扩展到以中西哲学的比较为切入点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和中华民族新文化及新哲学建设领域。
【此篇2010年9月26日朱学渊群发来。边读边想，将一些感想和评论记于引发这些感想和评议的句子及段落之后，以黑括弧【】标出。这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也是我所关心的，肯定精神价值的重要性，也是我所认同的。然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理解，我和周国平教授有很大的不同。读过此篇周国平教授的文章后，上网上查，看到他这篇文章已经在网上广泛流传。于是想到，我的心得和不同意见或许可补他的文章之失。特把这篇“利华思读”也贴在网上。利华拜读于2010年9月27日。】
一、对百年文化反省的一个反省：什么逃脱了反省反而成了反省的前提？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从尼采的一篇文章套用来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德国人缺少什么》。遗憾的是，尼采讲这样的题目用不着做譬如说德国与东方或者德国与英国之类的比较，他只是把德国的现状与他心目中的标准做一个比较，然后直截了当说出他的批评意见来。而一个中国人讲《中国人缺少什么》这样的题目，似乎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的题目。事实上，中国人也的确是在西方的冲击下才开始反省自己的弱点的。我们本来是一个没有反省习惯的民族，从来以世界的中央自居，不把夷狄放在眼里。【理论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最知反省的民族。犯错误会强调“再一再二不能再三”。老子有道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曾子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中庸》有言：“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孔孟及历代儒家哲人教人反省自己，不断进步的教导比比皆是。只是客观上，汉文化的发展比周边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成熟得早些。但是也正是因为其成熟，而对这些文化主动地采取了包容、感化的态度，而从来不曾像西方人对新发现的美洲原驻民那样惨无人道地以武力征服。而少数民族以武力征服了汉文化的“礼仪之邦”后，在文化上也总是会皈依这种“礼仪文化”。实际上少数民族在军事上胜是胜了，可实际上先进的文化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提升到汉文化或儒家文化的高度，在文化上将其溶化或战胜了。】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以来不断挨打，我们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反省。【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在发展水平上，或在成熟程度上，与中华文化难分伯仲，但是在思维方式，在对世界的看法，在价值取向上，却和中华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许多东西是西有中无，还有些东西是西好中劣，当然也有些东西是中好西劣、中有西无的。这两位文化巨人碰到一起，确实应当引起，也已经引起了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劣势、弱点、甚至错误一面的深刻反省。】不过，挨打之后，我们也真着急了，反省得特别用力，以至于以中西比较为背景的文化反省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说得最多的话题。该说的话好像都说过了，再说就不免老调重弹，所以我从来不参加这类讨论。【这个话题至今没有说透，各种片面偏激的观点各执一端。包括此文作者的观点，都有偏激之处。】
也许由于我始终与这个话题保持着一个距离，因此，当我现在来面对它的时候，我就获得了一个与身在其中的人不同的角度。我在想：百年来的文化反省本身是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对象呢？我发现情况确实如此。我已经说过，我们是因为挨打而开始反省的，反省是为了寻找挨打的原因，改变挨打的状态。之所以挨打，明摆着的原因是中国贫弱，西方国家富强。所以，必须使中国富强起来。于是，富强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主题。为了富强，中国的先进分子便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所谓寻求真理，就是寻求西方国家富强的秘诀，寻求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法宝。这种秘诀和法宝，在洋务派看来是先进的技术和武器，所谓“西洋奇器”和“坚船利炮”，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看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即君主立宪或共和，在新文化运动看来是科学和民主。当然，你可以说认识是在一步步深入，但是，基本的出发点未变，就是把所要寻求的真理仅仅看做实现国家富强之目标的工具，与此相应，反省也只局限在那些会妨碍我们富强的弱点上。我不能说这样的出发点完全不对，不妨说是形势逼人，不得不然。可是，在这样的寻求真理和这样的反省中，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不但逃脱了反省，而且成了不可动摇的前提，这个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非也，中华文化传统，特别是其核心或灵魂的哲学重实用价值不假，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本不轻精神文化。】
二、以严复为例：用实用眼光向西方寻求真理
我以严复为例来说明我的看法。严复是一个适当的例子，他是百年来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和杰出代表，其影响覆盖了世纪初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首先认识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有其哲学上的根据，应该把这些哲学也引进来。但是，即使是他，或者说，特别是他，亦是用实用眼光去寻求真理的。
大家知道，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严复翻译了八部西方名著。关于他的翻译，我想提示两点。第一，他引进的主要是英国的社会哲学，之所以引进，除了他在英国留学这个经历上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关切，在他看来，斯宾塞的进化论社会哲学是警醒国人起来求富强的合适的思想武器。第二，他翻译的方式是意译和节译，通过这个方式，他舍弃乃至歪曲了他理解不了的或不符合他的需要的内容，更加鲜明地贯彻了求富强这个意图。
举一个例子。在他的译著中，有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他译做《群己权界论》。这部著作的主旨是要确定社会对于个人的合法权力的限度，为个人自由辩护。在书中，穆勒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是：个人自由本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是人类幸福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使得人类的生活丰富多样，生气勃勃。书中有一句话准确表达了他的出发点：“一个人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
事实上，肯定个人本身就是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本身就是目的，这个论点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洛克、约翰•穆勒以及严复最信服的斯宾塞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以罗尔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都是把个人自由看做独立的善。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优先，他认为较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不能构成接受较小的自由的充足理由。他还强调，自尊即个人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是最重要的基本善。哈耶克则反复阐明，个人自由是原始意义上的自由，不能用诸如政治自由、内在自由、作为能力的自由等具体的自由权利来混淆它的含义。可是，在严复的译著里，这个核心不见了。在他所转述的英国自由主义理论（见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和斯宾塞《群学肄言》）中，个人自由成了一种手段，其价值仅仅在于，通过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和竞争，可以使进化过程得以实现，从而导致国家富强。
与德国哲学相比，英国哲学本来就偏于功利性，而严复在引进的时候，又把本来也具有的精神性割除了，结果只剩下了功利性。只要把真理仅仅当作求富强的工具，而不同时和首先也当作目的本身，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必定会对人家理论中与求富强的目的无关的那些内容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即使看见了，也会硬把它们塞进求富强这个套路中去。
这个例子十分典型，很能说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倾向。究其原因，只能从我们重实用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中去找。由于重实用，所以一接触西方哲学，就急于从里面找思想武器，而不是首先把人家的理论弄清楚。中国人是很少有纯粹的理论兴趣的，对于任何理论，都是看它能否尽快派上用场而决定取舍。在世纪初的这班人里，严复算是好的，他毕竟读了一些西方原著，其他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辈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只看日本人的第二手材料），然后信口开河（将听来的个别词句随意发挥，与佛学、中国哲学、西方其他哲学片断熔于一炉），为我所用。也由于重实用，所以对于西方哲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涉及形而上学和精神关切的内容，就读不懂也接受不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般没有精神价值的地位。无论什么精神价值，包括自由、公正、知识、科学、宗教、真、善、美、爱情等等，非要找出它们的实用价值，非要把它们归结为实用价值不可，否则就不承认它们是价值。【所举之例可以说是完全不当。在那样一种亡国灭种的紧迫现实问题的压力下，在那样一种亡国灭种成了时代的主题的情况下，是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侵略的道义根据的英国帝国主义的鸦片加大炮使中国人开始省悟到自己文化有严重缺点和不足，挨打受欺的事实逼迫中国人承认西方文化与所有先前遭遇的少数民族文化都不同，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这种胸怀这种气魄已经不是小家子气。就比如，两个人打架，不讲理的把讲理的打倒了，被打的一方，被打的鼻青脸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失理性，想弄明白对手的打人之法强在哪里，怎么理解并学来他的打人之法，才能让自己强到不再被他欺负的程度。有什么错吗？面对一个从来不曾遭遇过的，打着“弱肉强食”的“正义”之旗，持着火枪火炮的热兵器来抢劫，来欺负你的强盗，急切地寻找怎么才能强到不被欺负的对症之方，难道不是最合乎历史逻辑也符合思想发展的逻辑的吗？这个刚刚让中国人刮目相看的西方，他们还没有进步到把他们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平等地推及所有其他民族呀！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不到那些珍贵的西方文化的精神价值，完全是正常的。就像有人平白无故地给你一耳光，你能想到要学习他内在的什么美好精神吗？】
我不否认，中国有一些思想家对于人的精神问题也相当重视，例如严复提出要增进“民德”，梁启超鼓吹要培育“新民”，鲁迅更是孜孜不倦地呼吁要改造“国民性”。但是，第一，在他们那里，个人不是被看做个人，而是被看做“国民”，个人精神素质之受到重视只因为它是造成民族和国家素质的材料。第二，他们对于精神层面的重视往往集中于甚至局限于道德，而关注道德的出发点仍是社会的改造。因此，在我看来，其基本思路仍不脱社会功利，个人精神的独立价值始终落在视野外面。【恰恰是作者本人的眼光太“急功近利”了，所以只看到严、梁、鲁这样的中国人在面对当时中华民族的民族危亡时眼中的“精神问题”。中国历代先哲所关注的“精神问题”何止于此呢？信仰问题的解决，天人问题，德道问题，圣凡问题，知行问题，形神问题，理欲问题，理情问题，身心和谐，人际和谐问题等等，这些中国人非常关注的问题，哪一个不是精神问题呢？哪一个的解决离得了形上之思呢？】
三、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一个例外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正因为此，他不是一个幸运的例外，而是一个不幸的例外，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外，而是一个失败的例外。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
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两年前，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种的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种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一八九八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一九○三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侯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学习人有我无的好东西，这是非常正确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本身就具有这种包容性和见贤思齐的传统。王国维可能是最先深入到哲学形上层面看到了人有我无的东西，这是他的贡献。】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本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中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唯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疑是《纯粹理性批判》？萨特倒是有一本《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些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作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我教过的学生去北大听了一次演讲，回来对我说，“北大的老师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哲学”。这是何其荒谬浅薄？哲学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订出一个“纯粹”之标来吗？《老子》、《易传》中的哲学形上之思是多么地深刻博大？西哲和中哲都是以理性求道的学问，但在其求道的方法、路径和形式上各有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