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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生活网:四种《四库全书》背后的思考(1)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来源:上海新书报  作者:Jina  版权声明,必须查看=>点击进入






四种《四库全书》同一时段问世做书还是复制文物——是否掺入了过多非文化因素,究竟有多少人喜欢? 

    《四库全书》版本情况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诏,开四库全书馆,命纪昀等纂辑永乐大典内的散简零编并采访各地遗籍,汇为一书,题名《四库全书》。 

    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部告成,专贮故宫文华殿后文渊阁(后由故宫博物院接管,1948年被移往台北);1783年第二部缮竣,送往奉天文溯阁(现由甘肃图书馆收藏);第三、四部完成后分贮圆明园文源阁(与圆明园同付一炬)、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现由北京图书馆收藏);1784年复缮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均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兵毁)、杭州文澜阁(现由浙江图书馆收藏)。 

    《四库全书》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收录了上古到乾隆年间的图书3416种、79309卷。 

    1934年,商务印书馆刊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根据文渊阁本,影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16开,1500册。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影印32开本,共1500册。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化公司制作了电子版《四库全书》。 

    这是正常的出版活动吗?文/金良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 

    《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从民国到现在一直有争议,因为当时统治者在编修此书时对不利于清统治的内容进行过删改;其次,它号称“全书”,其实有许多缺漏,有的是条件限制,有的则是故意不收;第三,是因为当时还不很讲究版本学,所收的书并没有在版本上作过挑选。但作为一种古代典籍的本子,《四库全书》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键是使用者如何来运用它。像鲁迅所批评的那样,一见“钦定”、“御制”就连脚骨都软下来了,显然不是正确的态度。 

    就《四库全书》本身的版本而言,当以原藏于内廷的文渊阁本,也就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那个本子为最好,因为这个本子是给皇帝经常翻阅的,相对而言,抄写得比较认真,错误较少。其他几个阁的《四库全书》,有的在当时仅供陈设,所以相对文渊阁本而言,错误更多。既然影印《四库全书》只是供研究者使用,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文渊阁本的影印本和它的电子版,而且影印本又经过上海古籍社翻印,已经足敷使用。老实说,现在的学界还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本子进行古籍研究和整理。在这种现状之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再去影印现在存世的其他《四库全书》的本子了。 
    现在据说有三家出版社分别要将文澜阁、文津阁、文渊阁本影印出版,不仅是浪费了现有的人力、物力,而且从刊出的报道来看,其中存在着许多市场炒作的因素,有的要做成线装本,配以全套书橱;有的则准备做出“特藏拍卖本”,有的“手工钤印清乾隆朝故宫文渊阁专用玺印‘文渊阁宝’和乾隆皇帝专用御玺’乾隆御赏”。请问,这是正常的出版活动吗?这是在做书还是在复制文物?在今天的出版物上有什么必要去盖上皇帝的“御玺”?  
    在出版日益走向市场的今天,我们不仅要注重出版物的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社会效益,或者说导向问题,那么这样的做法,在导向上是否正确呢?在此我套用电视访谈节目常用的口头禅—“有关部门是否能管一管”。 

    重印《四库》应慎重文/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有关《四库全书》本身的价值,几年来已发表过不少文章,不同的意见都已有充分的表达,不必赘述。现在三家出版社几乎同时推出《四库全书》的三个版本,加上原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影印的文渊阁本(此前还有台湾版),除了归属权有争议的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存世的本子就出全了。究竟有没有必要,前景如何? 

    1998年,某出版社计划将《四库》制成光盘,我曾发表过反对意见。我并非反对古籍的数字化,也不是不知道数字化检索的优越性,而是针对《四库》的版本价值而言。我认为如果选择最好的版本,包括已经由专家学者整理注释的版本,才能为使用者提供高质量的经典文本,《四库》完全不具备这个功能。当然要这样做必定会增加成本,延长制作时间,还牵涉到版权,如由中华书局点校的《二十四史》等古籍不会让你无偿使用,其他出版社和个人也会如此。但《四库》版本差,至多只供查阅,不作校勘不能直接引用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我们作为导师对研究生的忠告。有一次我看一位同人的稿子,发现所引《大金国志》出自《四库》,正好书架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新版,对照之下,真吓了一跳,一段原文竟被《四库》删了一大半,有的关键字居然还被擅改。所以,如果谁的论文中引书都用《四库》(不存在于《四库》之外的珍本除外),这篇论文的质量和结论肯定会受到同行的怀疑。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古籍社准备影印《四库》时,当时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不赞成。他认为既然台湾已经出版了,只要买一批就行了,不必再印。但他显然低估了大陆的需要量,因为古籍青黄不接,"文革"前出过了的早已绝版,新整理的又来不及完成,不少恢复的大学文科和研究机构有了钱也买不到书,或者无法在短期内配齐必备的古籍书,一套《四库》正好解决问题。而研究人员和教师苦于找不到书,有《四库》查聊胜于无,至少解了燃眉之急。 

    由于《四库》的三个不同版本都是手抄的,如此大的部头也不可能精勘细校,相互间有差异是肯定的,但基本质量,特别是一些关键的删削篡改并无二致。所以对使用者来说,查哪个本子都一样。有必要将三个本子(或许四个本子)合在一起比较的,只限于专门研究《四库全书》的专家,在全国屈指可数。何况这几位专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通校全书,至多随机抽取。所以如果为了研究《四库》本身是没有必要印的,完全可以查原书。 

    既然如此,重印是否成功,就看销量多少,是否有经济效益。买主是谁呢?个人一般不会买,即使买得起,也得考虑实际需要和放在什么地方,符合这三方面条件的人几乎为零。除非想附庸风雅的暴发户,连有点文墨的企业家也不会用这套书当装饰品。研究人员如果想利用《四库》作检索,单位备一套光盘网络版就可以了,比直接查书不知方便多少,好多大学或研究机构都已有了。而且一旦中国古籍有了完整的数字版,或者能够在网上检索,《四库》的检索价值就会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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