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已渗透到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些词汇上，我们每天都在跟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精神理念打交道。如果说语言是思想赖以存在的“家”，那对词语进行探究，就可以让我们的“居家”更加宽敞。
真正的文化软实力应该是在面对外来文明挑战或者历史大转折的时候，你有消化应对的能力，哪怕是遭受非常严酷的外部环境，这个民族还能对文化有一种传承。
从语词的角度来说，中国文化就像一条河流在流淌，即使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冲击，比如说革命或是商业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的文化源流并没有中断。
文化传承，不仅要写书法，朗诵唐诗宋词，设立孔子学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日常生活，从身边做起，从语词的文化自觉开始。
为什么我提出从语词的角度去看儒道佛呢？语词、语言是思想最基本的载体，如果现在把所有的书面语都抽掉，我们就不太会讲话，或是非常吃力、啰嗦。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些词汇上，我们每天都在跟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精神理念打交道。如果对于我们经常使用的语词有一些文化的自觉和理解，你会觉得我们还是活在跟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的文化空间里。
儒、道、佛的上下演绎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大传统”就是一些来自经典的论述，比如说起儒家就是孔孟、《论语》，道家就是老子、庄子，佛教就是《华严经》、《金刚经》等。“小传统”与之相对，主要是来自民间百姓，根据个人的背景、生活实践与经历，形成了自己对大传统的理解。在中国，学者常说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比较类似于大传统的内涵，通俗文化类似于小传统的内涵。归结起来，上层就是大传统、精英文化、雅文化，下层就是小传统、通俗文化、俗文化。
儒踪，踪就是人走过的痕迹。每一个受儒家熏陶的知识分子，都很有抱负，立志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他们很看重自己的声名和影响，循规蹈矩，以“坐”来说，以前要求“正襟危坐”，讲求姿态。所以我们看到的明式家居，硬且直，多呈90度角。我们现在坐的沙发，很不符合儒学的规矩。儒生一开始就是一些礼教之士，礼的实践非常重要，多是国家层面的一些政治生活。精英的儒家文化就是修身养性，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己修身开始，逐渐入世，转化为对社会的参与和改造。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话，包括“士可杀不可辱”、“匹夫不可夺志”等等，都可看出士大夫对修身养性的重视，对气节的坚守。
在儒学的践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下层的特色，这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体现在敬祖。儒家一定要追溯自己的祖先，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比较孤零、漂泊的，但追溯祖先，就是与一个更广泛的东西连接，从中得到超越。还有一个是孝道，普通民众信奉孝道，也很务实地去遵循。《论语》里强调“亲亲相隐”，父亲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做儿子的一定要隐瞒，不是现在提倡的法治社会，父亲犯法了儿子要检举，儒家认为这是不对的。当然，儒家还讲大义灭亲，但并不是为了什么义把亲情隔绝掉，只是为君臣之义可以绝父子之情。亲亲相隐的准则在中国的历代法律当中都有体现，无论是汉律、唐律、宋律、明律，还是清代的大清律例，都讲到对于儒家这种对亲情的崇奉，高度肯定孝道作为中国的基本伦理。比如说儿子犯法了，父母年龄很大了，考虑到孝道，这个儿子甚至可以不用去服刑。
道影，影为物体挡住光线时所形成的四周有光、中间无光的形象，这比较像道家。道士是一些失意或退隐之士，清心寡欲，对现实是很抗拒的，表现出遗世独立，很有批判性，是比较出世的。道家的精神是现世的超越，跨越限制和边界，走得更远。在上层，道家比较强调清心寡欲。《庄子》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说有人要去请庄子出山做官，庄子说我宁愿像一头猪一样在泥水里，也不愿意去做什么官。道家要对自己的欲望调整再调整，修持再修持，不断地把自己的欲望控制到最低。
佛教从东汉开始传入中国，也有人考证是西汉，盛行于隋唐，之后一直延续，影响巨大。佛在梵文里是“觉者”，指能够领会到真谛的一些人，追求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和人世的烦恼，是一种脱世的精神追求。在上层，佛教教导人超脱生死，对任何事情都不可太执著。看破红尘，听起来很消极，但实际上很潇洒超脱，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太固定化，任何事情都有各种因缘关系在维系。对于下层的老百姓来讲，佛教就是吃斋念佛，随缘，不要太追究过错。还有一个就是“报应”的观念，这个挺有震撼性和约束力，说你现在什么事情没有做好，以后会遭到报应，会轮回，不得好死。不过这个“不得好死”也还是一个儒家的观念，在佛教看来，死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蒜、韭菜、洋葱，吃还是不吃”
儒家和道家在历史上不可截然分开，有一句话叫做“士大夫可进可退”，人生得意的时候你可以救国救民，兼达天下；失意的时候可以回归自己的内心进行修炼，独善其身。在一个士大夫不同的人生际遇中，儒家和道家的精神都可以体现出来，并无对立。
佛教刚传进中国时，和儒家的关系有些紧张。东晋高僧慧远曾写下佛学文章《沙门不敬王者论》，说出家人没有必要敬奉皇上，在家的居士可以敬奉。儒家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你没有权力处置你身上的东西，不可以剃头。倘若大家都出家了，谁养育父母，君臣关系怎么维系？唐宪宗想把佛骨迎到皇宫里去，韩愈写下了《谏迎佛骨表》来劝谏，却被贬到潮州做刺史。之后佛教和儒家就越来越和谐了，因为佛教越来越中国化，在戒律上面也没有这么严格。佛教从印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翻译多是直译，后来把中国人的一些观点加进去成了意译。宗教的力量非常巨大，从印度到中国，隔着喜马拉雅山，很难跨越，但是在宗教信念的驱使下，佛教绕过了喜马拉雅山，到西域绕了一圈，然后到了中土大唐。
明代有一个很明显的思潮，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甚至出现了三一教，教主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林照恩。这三教的排他性都不明显，基督教的排他性则很明显，你信了基督，绝不能再信其他。传教士们一般充满热情，愿意去世界上最没有人去的地方，最艰苦的地方传教，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普世真理，一定要传播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很明显，基督教把自己视为唯一的真理和崇拜，不可以再崇拜其他的神灵，排他性很强。
中国的佛教、道教，就完全没有排他性。你信什么都可以，你信佛也可以信道，完全是兼容的。日本也是这样，日本的各种宗教教徒的总和要比总人口多得多，因为一个人可以信多种宗教。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说法，见神就拜,这是我们一个很有趣的宗教特色。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是强调对个人欲望和心态的控制，是基于个人心性上面的精神修养。吃斋念佛的居士或是出家人说，不可以吃蒜、韭菜、洋葱，道理在哪里？事实上是因为这些东西有刺激性，能激发人的欲望和念想，所以不能吃这些东西。
所谓的文明、教化，都是对于个人比较原始、自然的欲望的控制或调节，市场行为跟人类文明进化有时候是有冲突的。市场就是不断地刺激你的欲望，本来家里什么都不缺，但你只要随便地在商场、超市或高级场所走一圈，就会觉得家里还缺了很多东西，那是因为所有产品的设计广告都是刺激你的欲望。整个行业就是不断调动人的欲望，制造产生一些虚拟的欲望，尽管不一定是你的真实需要。商业氛围过浓，人们整天被广告包围和轰炸，就很难做到对内心的调适，这是对于文明教化的很大挑战。
“打破精英与大众界限，活字印刷是件了不起的事”
中国文化现在正面临一个断裂的时期，这个断裂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时期的破四旧，或是革命时期的打倒什么传统，而是随着教育的普及，活字印刷术的出现，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雅俗共赏，趋向于一种大传统和小传统之中的中传统。
古时候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界限分明。识字的人是社会的精英，掌握了对文字的解释权和解读权。文字刻在竹片上，传播速度非常慢。宋代的活字印刷发明引发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书籍的翻印出版，完全不需要再去刻，可以很快印刷。从宋代到1980年代没有出现电脑排版之前，我们所有的报社出版社都是活字印刷，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之后出现的科举制度，形成了乡绅阶层，他们可在当地百姓中传播文化，这样上层和下层之间就有了人沟通，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局面。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被打通，这促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方面的改变。
文言文逐渐开始发生变化。日常生活中的较口语化的东西进入文字传播，在传播上取得一些优势，好像口语也能够变成白纸黑字，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文言文原来属于精英阶层才能掌握的，当时的人要学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作文，才能写出一篇文章。从唐宋开始，文言文开始后撤，朱熹的《朱子》中的一些文章就非常口语化。五四时候的白话文运动，也是承接着宋代开始的趋势，当然白话文运动当时有一批人是坚决反对的，反对的理由就是白话文推广后，人人都能识字，人人都能看懂文章，这恰恰会导致经典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退化，文明的退化。因为经典文化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传播会很精确的，一旦人人都有了解释权，精英文化的传播可能出现很多差别，就会出现很多挑战。
从清末民初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革命时代，不仅仅是说社会主义的革命，从孙中山中华民国一开始也是遵循革命的路数和策略，对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更加剧了文化的断裂。很多的语言和词语，我们现在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原来的含义跟我们现在使用的含义有很大的差异，日日用而不知，哪怕是一些文化人也不去考察。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大家一致拥护，创造出了很多奇迹和成就，这是大家形成的共识。但是90年代以后，社会差距扩大，阶层和阶层之间很难达成共识。来自草根的阶层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每个人回到个人，开始关注个人内心修炼，比如说比较强调关注养生、吃斋念佛、心性修养等。当然也有一些人，包括一些有抱负、有理想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上面，不是注重内心的修为，而是从“内胜”转为“外王”，强调社会的治理。
